“進京”在日語中譯為“上京”，一般指是“上東京”，必是躬腰仰視地向著上方走。2014北京APEC，安倍堅持一定要上北京，一定要跟習主席正式會談。10月，王毅外長的回答是：“來者都是客。”顯而易見，這話是說還沒定正式會談，有的只是迎客禮儀范圍內的交談，但少不了迎頭說教安倍兩句大道理。反觀日本媒體，這小半年里為安倍謀求的這“兩個一定”上演著一場熱熱鬧鬧的活報劇，簡直是日本外交乃至國際舞臺上的第一大事了。可對北京APEC來說，“安倍上京”實在排不上新聞頭版。

安倍為了這“兩個一定”，可以說是做了他能做的最大努力。8日楊潔篪應了跟谷內正太郎的正式會談，達成了4點共識。那么，這4點共識里，安倍有多少讓步呢？關鍵是第二點和第三點。

第二點的關鍵文字是：“正視歷史”，“達成一些共識”。是什么共識？文中沒有說。但只能是中日最大的障礙，即安倍參拜靖國神社這個問題。想必谷內應該表示了今后不再參拜的認識。但實際上，安倍去年在世界范圍內遭受了廣泛的批判之后，中日美韓都認為他任期之內不會再去，只是安倍嘴上說不出來。

第三點的關鍵文字是：“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這意思是：日本只承認對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沒說承認在釣魚島主權上存在爭議。日本的立場仍然認為那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不存在任何爭議。當然，中國怎么解釋上面的共識，那是中國的自由。

總之，有了上面的“共識”，就能各自解釋，各下臺階。這樣看來，安倍和習主席的正式會談有點門了。

中華文明圈中的日本

既然安倍如此缺乏誠意，為何還要努力堅持“兩個一定”？這就要從日本人的識理和悲情這對自我矛盾的心理文化上看一看。

號稱兩千年古國的日本，近代以前隸屬中華文明圈。這是日本人的共識，日本人是識理的。史學在日本分為三大門類：世界史，東洋史，日本史。所謂東洋史就是研究近代以前、以中國史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圈史。日本國家建有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有東洋文化研究所，卻沒建什么日本史、世界史的國立研究機構。東洋史學是一大牛，大學統一考試時一定會有文言文試題的。偌大東洋，今天只有日本和韓國還沒有丟掉漢字。筆者認為日本人沒忘根本，特別是史學家們，飽讀經卷，少有淪為反華小丑去咒祖辱宗的。

古中華世界國際體系由冊封關系、朝貢關系、華夷關系構成親疏的重層式構造（中山大學魏志江教授）。日本兩千年，這三個角兒都演過。傳說中的卑彌呼女王的倭國，就曾冒死渡海拜漢、魏，求來“漢委奴國王印”和“親魏倭王印”兩顆純金印。前者實物出土，被封日本國寶。明朝時，有的親王、將軍們也來求“日本國王”的冊封，弄得天皇無光。史上知名的遣隋使、遣唐使都是來朝貢的。明朝海禁后，又有日本兩派爭朝貢正統，被明朝一怒禁止來貢。此后就只剩下華夷關系了。

看一看日本大家們對中華文明的過去與現在的認識，也可以了解到日本學界對中國的態度。

“中國的文明源于自創，（略）并由子子孫孫們繼承發展，絕無斷代直至今日。（略）這一事實就是中國史和文明區別于他國的決定性特征。”（1997年，寺田隆信京都大學、東北大學教授）

“中華文明圈的中心和周邊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學往復關系”，這個“曾被認為是舊時代遺物的中華文明圈的關系構造，實際上不僅在持續著，從21世紀開始，又被環中國圈這一經濟關系構造所再編，使周邊各國再一次被周邊化。”（2004年，溝口雄三東京大學教授）

“中國的超級大國化是世界史上未曾有的巨變。日本地處涉中最前線。歷史上，追求勢力均衡以維系和平卻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這是教訓之一。而對立之中發生偶然沖突曾引發大戰，這是教訓之二。和平寄托于超級大國的自制，及中小國家去尋求與超級大國的合作而不是對立。”（五百旗頭真，前防衛大學校長，2014年日本亞洲政經學會講演）

自傲和悲情的日本

日本人識理，并且學問做得認真又客觀，甚至比吾國人識理識得清楚，本用不著吾國人說教。但人又是情之皮囊，情是不講理的，而日本人的情又是悲情，悲情最難消。國人知道臺灣人、香港人會時不時悲情一番，似乎全天下都虧待了他。但日本人享受的是悲從中來那感覺。比如，陽春三月賞櫻花，吾國人訪日賞的是花開之鮮美，日本人卻更賞那落花無情之凄美。日本武士們自戀慘敗之凄美。刨腹自殺，對美宣戰，神風特攻，不為蒸饅頭為爭口氣！筆者稱日本外交是櫻花外交、神風特攻外交，是去享受那凜凜然的敗局，日本人聽著，點頭稱是。

古時，遣隋使來朝貢，卻在國書中自稱“日出之處天子”。不服大隋大可以不來，但這點事卻至今被日本人作為美談津津樂道。

某時，學中國佛教而知有印度，后畫地圖“五天竺圖”，畫一巨大天竺（印度）和小小唐土，曰：“自稱大唐，比于天竺僅是一邊際小國。”（1364年）。自戀自娛。

安倍及日本極右政客在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問題上挑戰中國，破壞中日關系，對日本有什么好處嗎？沒有，有的只是失敗的結果。安倍動用希特勒手轉地球儀的“專利”，自稱“地球儀外交”，跑遍世界去黑中華，有什么用嗎？沒有，撒了錢沒賺到吆喝。但安倍做著，為的是給日本人演出一個辛辛苦苦、毅然決然，不惜殺身成仁的武士形象。

中日關系如此尷尬，APEC時大可不要上京，但安倍卻一意孤行。上京也可以不見習主席，畢竟每次主辦國元首都不可能有時間跟20國首腦一個一個正式會談。但安倍“一定要見”，還執意要正式會談。就算安倍沒打算要解決致使兩國關系惡化的問題，中方也不能不給他搞一個形式上的會談，否則就是無禮、是大國主義、是欺負人，安倍的悲情就可以爆表啦！

理和情，識理和悲情，這是一個難解之題；是日本政客們陷進的難以自拔的矛盾。

對吾國來說，周邊外交如何搞？剪不斷理還亂，這一個“情”字，是要研究的難題。

文/趙宏偉 觀察者網

（本文作者為日本法政大學教授，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東京大學博士，主修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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