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自古以來”與走不出的“邊疆中國”
中國——如果可以把帝制時期的中華帝國，也稱為中國的話——它的現代疆域如何形成的？自古以來的中國，是現在的我們經常說的中國嗎？
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中討論的是“中華民族”的形成，日本的近代轉型對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正反影響，而這一篇文章旨在談論的，則是在此基礎上的，中國現代邊境和領土的形成。
一旦涉及領土，“自古以來”就是許多人的口頭禪。這幾乎拒絕了一切論證，而成為不可置疑的先驗真理。這樣的立論，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
事實上，從來都沒有自古以來的中國，沒有自古以來的中國疆域。最早的“中國”就是“華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華夏天下的初始范圍。
研究中國邊疆歷史問題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劉曉原，在其新著《邊疆中國》中認為，“如果非要強調中國疆域的久遠歷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來的地域，對于從華夏族嬗變而來的漢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區而已。”
劉曉原形容“歷史上的中國”，其疆域領土從來不是固定不變，也不存在自古以來，而是“如季節湖一樣”盈虧變化。
而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實際上脫胎于中華民國對清王朝疆域的繼承。
如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一書中追溯的孫中山與黑龍會的緊密關系，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中講述了同樣的內容。
那便是革命黨人在革命之前，其設想并非繼承滿清疆域，而是主張放棄大量邊疆地帶，而組成一個徹底的漢人國家，然而，“到頭來，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依然不得不在清朝的廢墟上，謀求對中國所謂固有領土的統治。”
盡管如此，在晚清到中華民國之間，盡管民國繼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國疆域，但是無論疆域范圍的變化如何，疆域的性質，已經完全變化了——“領土屬性”的轉型，才是晚清到民國，中國邊疆的本質轉型。
從中華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內在矛盾
“天下中國”不難理解，無論是中原王朝對外擴張，還是外族入主中原形成的統一王朝，都是在“天下”的世界觀中，以中原為中心，構建的多層次皇權結構，這種結構，劉曉原稱之為“宗藩朝貢體系”。
在這種體制下，對于邊疆，要么直接統治，要么間接“羈縻”——上國與下國之間，地位尊卑有別，由內向外，親疏有別，而邊緣地帶，則從來模糊不清。
中國現代領土的來源，來自于十七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末，清帝國從擴大走向了鞏固的結果。東亞國際體系在此時，就是一個如同太陽系的體系，中華帝國是這一星系中的太陽，而其余的則是行星。而與此相對，西方國家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后，就成為林立而競爭的平等民族國家體系。清帝國在此后的一個多世紀里，卻以雄踞東亞大陸的東方強國地位，與西方列強長久對峙，直到鴉片戰爭的來臨。
在西方軍事、外交、貿易多重進攻之下，東亞固有的國際體系開始解體，東亞諸國，包括上國中華帝國，也包括朝貢的下國外藩，都按照“民族國家”的國際范式，對自身的國家形態、國際行為和立國理念推行重新建構。
而這一重新構建的過程包括，放棄對一系列“外藩”（如朝鮮、越南、緬甸等）的傳統“上國”地位，同時鞏固對“內藩”的直接統治主權，如蒙古、新疆、西藏、滿洲等。
這一構建的核心在于，外藩外國化，內藩內政化。
并且在此基礎上，放棄了余英時所言的傳統的“國際主義觀”，而是用法律條約，確立國家邊界和國內國際主權，以萬國之一的平等身份，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
而民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則堅持了對前清疆域的繼承，顧維鈞曾在巴黎和會上直言，“中華民國的領土范圍是憲法明文規定的，中國代表團拒絕討論任何企圖更改中國領土邊界的議題。”
但在此期間，中華民族的構建，如王柯和劉曉原都觀察到的那樣，實際上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政治話語的構建——此后，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即便是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國際主義，也從未真正地擺脫民族主義，而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
王柯認為，中國在近代錯誤地學習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經驗，而讓中國此后百年的民族與邊疆問題陷入困境。這也是民族國家范式的固有尷尬之一，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中解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多是多民族共同體，極少單一民族國家。于是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就成為民族國家范式不可化解的一對內在矛盾。”
由于在構建中華民族之初的漢人中心主義，民國在繼承滿清疆土時的精英決定，以及其后的民國向共和國的轉型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都讓中國并未成為一個“整合國家”，而只是一個“邊疆國家”。
這是因為，中國國家形態的現代化，招致了西方國際關系體系的“固有困境”，即——
“在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同時，承認民族自決權而產生的矛盾。而族群間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國家間的清晰政治邊界絕難調和”。
在劉曉原的論述中，美國在100年前終于成為一個“整合國家”，成為共同調和的民族大熔爐，不必再擔心分裂。而中國經過了兩個世紀的轉型、革命與戰爭之后，在疆域統合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仍然依靠強力而非凝聚力，邊境時常處于威脅和憂慮之中。
帝國之后，領土屬性的變遷
歷史學家查爾斯·梅爾注意到，二十世紀的歷史研究過于著重于意識形態沖突、大規模政治迫害、種族滅絕，以及戰爭對平民百姓的毀滅，而忽視了“領土屬性”（territoriality）問題及其危機。
梅爾認為，歐洲主要國家國內和外交事務，到十七世紀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本國國土尚無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屬只能提供幾種差別甚大的粗略估計。到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和法國才分別完成了用近代勘測技術繪制的國家全圖。
到十八世紀初，歐洲國家領土各自完成分離，與此同時專職外交機構。而與此同時，清朝則入主中原，鞏固了東亞國際體系。事實上，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前葉，清帝國在勘疆劃界方面與歐洲國家并駕齊驅，1646年多爾袞命令，對清帝國土地全面勘查。其后，康熙同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這開創了雙邊協定的先例。
但這并沒有成為中國領土屬性向近代轉型的契機。近代歐洲勘界繪圖是在“民族國家”國際競爭機制下的政治競爭行為。而清王朝的勘定疆界，卻并非如此，只是為了彰顯皇統的目的。而伺候的一個多世紀，歐洲在民族國家道路上走向極致，清朝也將東亞的“天朝體系”和“一國多制”傳統發揮到極致。
而中國領土屬性在鴉片戰爭后的轉型，也意味著東亞體系的解體，東亞各國從此擺脫了中華帝國的同心圓結構，而變成歐洲式的民族國家。
現代人很難理解清朝為什么會在19世紀末，為了越南、朝鮮，不惜開戰，而實際上，在清朝眼里，越南、朝鮮，是為“外藩”，也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但最終，清王朝也不得不接受“西國公法”，而將越南、朝鮮視為萬國之一，與自己不再有高低之分——當然，更大的事實是，清王朝與其外藩，都成為了西方的殖民地。
歷史學界現在已經不再將帝制中國稱為“封建王朝”，因為“封建”的意義，就是“封土地，建諸侯”，而秦以后的中華帝國，很顯然已不再是傳統西歐意義上的封建。但在劉曉原的論述中，他仍然將清帝國視為“封建集權”，按他的理解，可以視為“在中央地區的高度集權”，和“在邊緣地區的廣封眾建”。
而中國領土的轉型，就是“在一種地域范圍內喪失封建相對主權，在另一種地域范圍內確立近代絕對主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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