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極為復雜和活躍的國際關系體系中，俄羅斯的立場令人堪憂。俄羅斯與美國和歐盟的關系比后兩者與中國的關系糟糕。這客觀上為它們開啟了對莫斯科加大壓力的可能性。龐大的中國威脅著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只有同意其條件才能與之交好。俄羅斯南方是一些不穩定的國家，它們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越來越大。歐洲部分的鄰居，客氣地說，是一些不十分友好的國家——以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烏克蘭、摩爾達維亞、波蘭、波羅的海國家為代表，以及一些不是很好預測的伙伴（白俄羅斯）和地緣政治上被孤立的盟友（亞美尼亞）。當然，盡管美國采取新的遏制政策，俄羅斯以其龐大的體量、能源和軍事潛力都不懼國際孤立或外部直接武裝侵略。但1991年以前蘇聯也不懼任何威脅，而且蘇聯的領土、國內生產總值和軍事潛力大得多，人口多得多，擁有封閉的邊界，對世界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依賴也小得多。

平衡的代價

在烏克蘭危機中核遏制是在幕后進行的。誠然，俄羅斯進行了有導彈發射的大規模戰略力量演習，而美國向歐洲調遣了數架B-2A重型轟炸機。但與冷戰時代不同，雙方沒有互相進行任何的直接核威脅。即便如此，作為關系背景的核遏制多半還是產生了影響。其中，這體現在美國和北約關于它們沒有軍事干涉或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打算的聲明中。不加特別解釋和履行手續就取消1994年的布達佩斯備忘錄（關于多烏克蘭撤出核武器以換取其領土完整保障）沒有導致基輔嚴肅地要求擁有核武器和西方推動它走這一步。

同時，假如俄美之間不是走入死胡同，而是就下一步削減核武器(以在2020年以后限制俄、美力量)進行了緊張的談判，華盛頓對烏克蘭事件的反應和中斷與莫斯科合作的姿態可能會明顯更軟。美國只是在控制措施和可預測性方面對2010年新的限制戰略進攻武器條約感興趣，而不是從削減俄羅斯戰略武器的角度。由于老化的系統大規模退役，新的陸基和海基導彈以及潛艇列裝速度緩慢，在核裁軍方面，俄羅斯的戰略力量已經低于條約的最高限度。

2012年弗拉季米爾?普京相當詳細地公布了俄羅斯戰略力量完善計劃。根據該計劃，到2020年以前將列裝400枚現代化洲際彈道導彈，亦即每年44-45枚。但目前只部署了幾分之一（預定截至2014年列裝22枚戰略導彈）。由于計劃和武器系統正在回歸多型化——這個正在復興的傳統以前曾是消耗蘇聯主要因素之一，未來資源的負荷將會成倍增加。

目前，已經有6個陸基彈道導彈和潛射彈道導彈號處于不同的研發、試驗、生產和部署階段。包括“亞爾斯”陸基洲際彈道導彈，“防線”新型輕型導彈系統（已試驗洲際射程和遠程），“薩爾馬特”新型井基重型導彈（取代RS-20），以及不久前國防部提出的新型鐵路機動洲際彈道導彈。海軍在繼續為老潛艇（667BDRM型艇）生產“青斑”/“大型班輪”導彈，并為955型即“北風之神”級新型導彈核潛艇（首艇為“尤里?多爾戈魯基”號）部署“圓錘-30”潛射彈道導彈。除已經建成的3艘外，2020年前還將裝備5艘955型潛艇——實際上是每年一艘。2020年以后預計將列裝新型重型轟炸機（遠程航空兵未來航空綜合系統）和配套的Kh-101/102兩用巡航導彈。戰略核力量的整個更新計劃將耗資數千億或數萬億盧布，需要俄羅斯預算、國防工業和科技部門付出極大努力。我們注意到，采取這些規模宏大的措施的背景是經濟已經開始停滯（也有可能是下滑和不斷增加的預算赤字）。

在目前政治局勢緊張的情況下，俄美軍備競賽不可避免會加速，特別是在高技術領域：信息-控制系統，高精度的非核防御性和進攻性武器，導彈-滑翔武器，可能還有軌道武器。這一競賽與冷戰時代的核軍備和常規軍備競賽規模與速度未必能相提并論，這首先是因為主要強國和聯盟的經濟資源有限。

與此同時，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軍控談判走入死胡同不可避免，現有軍備限制和不擴散體系（首先是1987年中導條約，可能還有2010年簽訂的新的限制戰略進攻武器條約甚至核不擴散條約）很可能解體。

核遏制被重新提到世界政治的顯要位置如果不是促進、那么無論如何也將為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布置適宜的背景。它不會引起相互核遏制的自動再生和地區戰略穩定。在蘇聯（俄羅斯）與美國相互遏制框架內用了數十年的戰略穩定維持機制如今在新的核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并不存在。

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早晚會不可避免地使國際恐怖主義獲得核武器。大部分新出現的可能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位于俄羅斯周邊。而恐怖分子視俄羅斯是與西方一樣的敵人并依靠北高加索和俄羅斯其他地區的地下伊斯蘭教徒。

烏克蘭危機間接地表明，當大國之間發生危機時，核武器仍扮演一定的遏制角色。但這決不意味著，核武器數量和花樣越多，國家安全越穩固，盡管許多俄羅斯政治家、官員和軍人大概正是這樣認為的。在軍事方面，各種計劃和武器系統類型增多會導致資源分散，質量下降，生產批次減少，武器成本增加，基礎設施、后勤保障和人員訓練投資大幅度增加，最終導致戰略潛力的總體軍事效能下降。例如，這體現在戰略核力量的數量水平低于2010年限制戰略進攻武器條約的最高限度上，體現在其生存能力和戰備程度上，而這意味將導致遏制潛力甚至地位角色下降。

整個國家軍事安全將因導彈核計劃增加而蒙受損失。要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將脫離其他更迫切的國防需求：從信息-控制系統和高精度武器到部隊作戰訓練、裝備水平和人員質量。

如果能成功地在從來都不會用于實戰（象所期望的那樣，而核遏制的意義就在于此）的戰略力量更新上節約經費，那么就能撥出更多的資金用于其他軍事目的。利用下一個限制戰略進攻武器條約（同時減少相互重復的武器系統型號）能最能節約經費，同時又不失去戰略平衡、戰略穩定和戰略地位。

不僅如此，考慮到低于2010年莫斯科條約的最高限度的俄羅斯戰略核力量水平的客觀裁減前景，下一個限制戰略進攻武器的條約可能成為使俄羅斯遏制潛力在與美國平衡和戰略穩定的基礎上保持在合理足夠水平的重要工具。

政治精英們可能有種幻覺，覺得談判和新協議將削弱俄羅斯的核聲望。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如不相互按條約裁軍，莫斯科將單方面喪失與美國的均勢和自己核潛力的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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