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與國家強弱是否相關

一個國家會不會強大與權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間未必關系密切，民主的共和國和專制的帝國既可能成為周邊國家威脅的強大國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為國際禍害。在“憲法這頭獅子”和“帝國崛起病”這兩篇里，黃鐘通過美國的有限對外戰爭與日本走向滅亡的兩個案例表明，并沒有可靠證據表明共和國就意味著一定不會產生帝國行為，比如當年的美西戰爭，黃鐘強調兩種不同政體的制度安排，差異體現在別的方面，這遠比是否會發生帝國行為要深刻得多。

民主與專制這兩種不同政體最重要的差異，是在糾錯能力上，安排得當的民主制可以及時制止錯誤的帝國行為，能夠為愚蠢的狂熱降溫，而專制制度則更依靠專制者的偶然行為，日本帝國沒有獲得這種偶然的止損決策，于是走向害人害己的滅亡之路。

黃鐘用美國的對外戰爭（包括其侵略戰爭）和德日的對外戰爭中民間對待戰爭的態度，以及言論自由度來區分兩種政體安排的差異，充分展示了權力獲得制衡的共和國，與權力不受限制的帝國，特別是在戰爭中將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前者即使發生錯誤，也會因為權力受到約束而更容易獲得及時的止損決策，后者則常常會在權力的偏狹恣意中走向毀滅。

其實，古希臘的雅典帝國，也曾因為墮落為民粹的偽民主制，而走向遠征西西里的滅亡之路。美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其持續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權得到長期持續增長性保障的副產品，而并非其刻意的結果。而且現在依然持續的強大也未必能順延到未來的強大。

黃鐘在講述這些帝國興亡盛衰的過程中，有意識地詳盡展示不同政體是如何對待權力的。所有那些給本國和外國制造巨大災難的帝國，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權力缺乏分立與制衡。希特勒通過魏瑪憲法的漏洞，利用凡爾賽不平等條約帶來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獨裁權力，締造納粹德國；日本明治憲法的錯誤制度安排，使得軍部趁機建立法外的暴力統治，直到它將半個世界推入火海。

與之相對的，是從華盛頓開始，美國一直孜孜以求將權力分散，并且創造相互制衡的權力體系，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間，沒有任何一項權力能夠獲得獨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將兵權成功地納入到文官領導的權力體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轟然倒塌的帝國廢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么，遠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實帝國未必總是會如人愿而倒塌，正如黃鐘總結的：“無論是專制、極權政體，還是共和政體，都不能確保凡是采用它們的國度就一定不會衰落或敗亡。”“說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強國，才能滋養出創新型科技強國，跟稱只有專制極權才能成就文化強國，才能建成創新型科技強國一樣，缺乏歷史經驗的支撐。”這樣的總結很冷酷，但它符合歷史事實。

可見，關于權力安排的不同制度，會使得一個國家沿著不同的道路行進，走向人間還是走向地獄，關鍵不在于它是否足夠強大，而是要看權力分立與制衡設計是否足夠優越，同時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權力安排方式也意味著保護甚至提高/壓制甚至摧殘各種公民美德。

不同政體中人的命運

研究帝國崛起病的要點并不在于帝國會不會滅亡——共和國也會滅亡，共和國也未必時時正義，而是在于生活其中的人們能夠過怎樣的生活。可以說，黃鐘討論的帝國崛起病，其癥狀并不在于病人會死，而在于活著的時候是怎么活的，這是黃鐘思考的核心命題“人怎樣才能在權力面前不顯得渺小”必然的邏輯結果。

在黃鐘眼里，帝國崛起之所以是一種病，是因為它離開了一個國家本身存在的依據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作為內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樣需要服從這一準則，因此善待他國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邏輯結果。在他討論的這些德日蘇等著名帝國崛起和崩潰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權者怎樣地破壞制度攫取非法的無限權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著怎樣的重大缺陷，導致了政治罪犯們獲得可乘之機，使得非法權力獲得恣意運行的危險軌道，從而殘賊人權——包括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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