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自由主義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在福柯看來，自由并不是自由主義的治理術的目的，自由是自由主義生產出來的，自由主義無時無刻不在生產著自由，同時又管理和組織自由賴以生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安全。自由主義必須同時既生產自由又生產安全，才能自我維系。在這個意義上，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這樣一對孿生兄弟，就轉化為自由與安全的彼此依賴。

這樣的批判與哈貝馬斯有異曲同工之妙。哈貝馬斯把資本主義分為三個時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干預式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和晚期的資本主義。為了實現資本控制者的政治統治，三個時期都必須實現控制體系與認同體系的協調，用去階級的方式來實現階級統治，去階級的方式就是要在市場領域保證自由，賦予經濟人的自然偏好的最大化以最大的自然性和正當性。在政治領域，則有一套社會控制機制來實現安全，即它的法律體系或司法體系，例如侵權法、契約法、國際自由貿易法。

福柯和哈貝馬斯都把自由與安全的雙重生產視為自由主義的治理術的合理性所在。福柯對自由主義的治理術的分析指出，除了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即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體系以外，還在德國產生了秩序自由主義，在美國產生了新自由主義，只有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才真正實現了波蘭尼所分析的市場經濟邏輯向非經濟領域的全面擴張，才真正確立了市場社會，這個進程是從一戰以后尤其是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實際也是一種新自由主義，但與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不同的是，這一有秩序、有組織的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發生了分離，自由放任被徹底拋棄，在國家經濟和社會政策層面上被拋棄。

在歐洲歷史上，社會政策服務于經濟增長這個總體目標，就是要為個體提供生活所需要的消費品，并要保障平均的最低消費品供給。這一新自由主義最終的一個目標也是要實現經濟的增長，所以從歐洲的經驗來看，經濟的增長成為政治正當性的來源并非中國這三十年來獨有的新問題，而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向有組織、有秩序、有干預的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所必須依賴的一個合理性，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合理性。

對于福柯來說，自由主義治理術最重要的發展是在美國。美國在一戰前后也即所謂“進步時代”（1880-1920年），實現了經濟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離，整合了社會的反向保護訴求。這種分離的一個制度結果就是，對高收入征收沒收性的高賦稅，這被視為美國的發明，同時也是西奧多?羅斯福贏得人們尊重的主要原因。因此，現在很多美國人都在思考他們能否再有一個西奧多?羅斯福，能否再次實現經濟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離。蘇東劇變之后，“歷史終結”之后，經濟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離這樣一個原則被放棄了，經濟自由與自由放任的重新融合，是克林頓政府以來美國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動向，遺產稅被拋棄了，處在最高收入階層的群體獲得了最大份額的稅收減免。

美國式新自由主義的第二個進展是從小羅斯福新政開始的，經濟分析開始擴展到非經濟領域，比如經濟學家貝克爾對于婚姻、對于家庭、對于人類行為的經濟動機分析，經濟分析取得了對非經濟領域的支配性地位，經濟學變成了一種“學術帝國主義”。但是，從根本來說，新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并不是由經濟學提供的，而是自由主義無時無刻不在生產著自由，同時又組織和管理自由賴以生存的安全而實現的，這一切又是波蘭尼所說的人類社會最為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結果。

波蘭尼把功利（自由）主義視為人類社會大分化的產物，中產階層不是越來越多，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正在吞噬中產階層，“新窮人”越來越多，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只有高收入群體、大富豪群體的收入所得、投資所得、固定資產在大幅增長，所有其他的小銀行家、小企業主、工人、農民和其他靠工資和微薄的收入生存的群體，他們的收入都在減少，絕對意義上也許增加了，但與富人階層的相對差距卻越來越大。社會學構想的橄欖型社會，即中產社會，曾經有過，但很快就萎縮了。

當前的民主化浪潮就是對這種兩極分化的回應。美國的民主化高漲時期，女權運動、環保運動、黑人民權運動此起彼伏，兩極分化的確受到遏制，特別是二戰以后的1945年到1968年這段時間，英法德美這些國家兩極分化程度都降低了。收入最高的10%占有的社會財富比例從50%降到了20%左右，這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分配結構。但是，從1960年代末開始，保守主義思潮開始反思民主化的進程，反思民主化對美國法律和秩序的嚴重破壞，保守主義思潮逐漸復興，在思想輿論、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層面獲得了對美國政治體系的控制權，資本的力量緩過勁來，開始重新回到主導者和支配者的位置，其合理化理由就是要為美國恢復法律和秩序。這個政治進程與經濟進程是同步的，最終也讓美國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到了2007年，美國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重新擁有了總財富的50%。整個資本的力量或者說整個世界歷史的進程再一次完成了逆轉，無數人對此憂心忡忡，這就是法國學者匹克提《21世紀的資本論》之所以暢銷的原因所在。

中國的大轉型

人類社會能否從這悲劇性的倒退中突圍，“整個世界成為中國的市場”之后會怎樣，這就是理解中國的大轉型及其意義的的前提。由此可以說，中國的歷史進程有三個三十年：從1919年到1949年，從1949年到1979，從1979到2013年，我們需要重新理解這三個三十年年之間的關系。不太嚴謹的說，第一個30年是經濟自由主義徹底壓倒政府干預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政治結構不完整，國家構建非常失敗，政治正當性也微乎其微，自由主義的國家理由乏善可陳。第二個三十年是政府干預主義勝過經濟自由主義，政府變成了無所不為的“全能政府”，社會主義的國家理由得到全面探索。第三個三十年則是經濟自由主義勝過政府干預主義，整個國家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制、制度、機制實驗室。所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三個三十年實際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的此消彼長。

那么，第四個三十年，中國向何處去？抉擇又再次回到經濟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之間的協調。目前看來，這兩種方向都有可能，所以在政治決策和法律政策層面出現了一些矛盾和沖突，社會思想領域也出現了不同的設想。因此，理解中國的未來，越發不僅需要理解當代中國的第二、第三個三十年，也需要回到最早的第一個三十年，理解中國革命及其世界背景。西方社會在1834年到1914年這關鍵的80年里在社會內部實現了普遍和平和集體富足，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內部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了外部，轉移到西方社會在全球建立的殖民體系內部，并因此引發了第三世界的國家與社會革命。

蘇東劇變以來，中國的大轉型與世界的大轉型是同步的，這就是自由放任和有干預、有組織的自由放任的融合，自由放任重新回到了影響決策的意識形態領域，自由放任這一博物館經濟學復活之后，帶來的并不是普遍繁榮和集體富足，相反，政府干預變得十分保守，意識形態上不斷弱化，并在社會思想文化上產生了巨大分歧，這種進程及其后果實際上是世界性的，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的問題。世界有沒有更為光明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道路有沒有新的可能性。我們當然不能用制造寡頭的方式去重蹈蘇東劇變的覆轍，同時，如果沒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生態和社會關系的重新協調，如果沒有政治相對于行政、政治權力相對于資本權力、政府相對于市場、全國性政府相對于地方政府的充分自主性，中國也不大可能開創中國與世界的光明未來。

在已經過去的三個三十年當中，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進程緊密關聯。基辛格在《論中國》中指出，中國與西方世界有兩次遭遇戰，第一次發生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結果是西方占了上風。第二次發生在朝鮮戰爭，結果是中國人恢復了中國文明自成一體的自信和自覺。中國與世界的未來，將取決于中國與西方世界誰能協調好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的關系，取決于自由主義治理的合理性和社會主義治理的合理性之間的融通，取決于“為市場而治理”和“因為市場而治理”之間的平衡。

這些需要協調、融通、平衡的方面，都不完全是新命題，但無疑都是非常艱巨的大課題。無論是已經發生的三個三十年，還是正在發生的第四個三十年乃至更為長遠的未來，所有問題都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所不同的是主次關系，曾經的依附者正在向著核心進發，曾經的主導者正在走向邊緣。如果說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合理性是“為市場而治理”，那么，社會主義治理術的合理性是不是“因為市場而治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涉及中國與世界的大轉型背后政治理論的激蕩與揚棄，必然需要從兩個三十年走向三個三十年，無論是向后看、回到革命的源頭，還是向前看、探索中國的未來，都需要探究極端缺乏關注的社會主義的“治理的合理性”，需要思考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學”？

文/歐樹軍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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