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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內的中亞廣大地區完成突厥化和伊斯蘭化之后，非伊斯蘭和非突厥的因素并非再也沒有機會進入該地區。沙俄與蘇聯的漫長統治已經給中亞注入了深刻的外來因素；類似的情況在新疆也隨處可見。這些新因素在歷史的長時段背景下應如何評估，當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過對研究者來說，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過于籠統地把中亞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看成一個歷史分期標準，從而未能深入地觀察在長達千年的時間內中亞各社會體、各文化體和各政治體之間所發生的豐富多彩的歷史運動，正是這些歷史運動提供了現代中亞（包括中國的新疆）的歷史基礎。

舉一個例子來說，學者一般都知道，塔里木地區的綠洲社會在歷史上有一個較為鮮明的特點，就是政治上的分散性（當然并不意味著文化上的彼此排斥），缺乏綠洲之間政治認同的內在動力，這也是塔里木地區在軍事防衛方面比較脆弱的原因。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充分注意到17世紀以后諸綠洲間逐漸出現的政治認同和權力集中的傾向，我們就無法理解19世紀末以后的諸多政治和文化趨勢。應當把中亞地區近代的政治發育與世界歷史的其他部分放在同一個平面上來認識，而不是把伊斯蘭中亞看成孤立的和靜止的島嶼，更不能把近代中亞的歷史看成一個古老文明區的衰落過程。

更重要的是，對中亞東部（及中國的新疆）近二、三百年歷史的深入觀察，會給我們提供一個理解華夏文明重新進入中亞的歷史平臺。我們知道，近代華夏政治體重新進入中亞是從清朝與準噶爾爭奪草原統治權開始的，但如果僅僅從強權政治和國際關系的角度來觀察這個重新進入，容易忽略了中亞社會內部的政治發育及其在適應新政治秩序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反作用力，這種反作用力事實上影響了新的政治秩序本身的形式及其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