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解五：民主搞不好是因為民主本身不好？
在全球范圍內，有些國家的民主搞得不怎么好，比如債臺高筑和陷入經濟困境的希臘，民選政府經常面臨政變或街頭政治威脅的泰國，啟動轉型后陷于教派沖突和軍隊干政的埃及，等等。一些國家甚至由過去盡管毫無生機卻擁有穩(wěn)定與秩序的社會，變成了徹底的一團糟。所以，一種論調認為民主成了這些國家的禍害。但是，民主搞得好不好與民主本身好不好，是兩個問題。用并不準確但容易理解的話語來說，這就好比汽車開得好不好與汽車本身好不好，是兩回事。車開得好不好，既取決于車本身，又取決于誰來開以及如何開。即便是一部好車，若遇到一個糟糕的司機，同樣容易出問題。所以，在馬路上看到有人車開得不好，出現(xiàn)故障，甚至遭遇車禍，都無法得出汽車本身不好的簡單結論。況且，還有大量的汽車不僅行駛速度很快，而且還相當穩(wěn)定。至于有人認為，既然汽車可能有故障或出事故，還不如騎自行車來得穩(wěn)當，這種觀點就更是荒唐。
民主搞不好的直接問題是不會搞民主。民主要搞好，既涉及一套基于民主文本和憲法條款的制度安排，又涉及政治精英與主要政治力量的信念與行為，還涉及最初的民主實踐能否常規(guī)化、慣例化與穩(wěn)定化。這里的任何一個方面要搞好，都太不容易。轉型困難國家的一個重大挑戰(zhàn)，是此前的舊政體沒有給新政體留下多少有利的遺產，反而是留下了很多沉重的包袱。一位美國學者在評價埃及轉型時這樣說：“對民主而言，威權政體是一所糟糕的學校。”以埃及為例，復雜的教派沖突、政治上強勢的軍隊、缺乏充分民主信念的精英階層、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都是轉型的阻力，當然也都是政治搞不好的原因。但是，這些問題沒有一樣是民主本身造成的，而都是此前統(tǒng)治的遺產。所以，這樣的國家民主搞不好很可能是此前的負資產過于龐大，而不能簡單歸咎于民主本身的問題。
誤解六：民主重在選舉競爭與權力制衡而政府效能無關緊要？
很多人受啟蒙運動以來的政治哲學影響極大，一談到民主就馬上想到分權制衡這幾個字。英國思想家洛克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被視為啟蒙時代以來政治理念的正統(tǒng)，《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更受重視的是關于聯(lián)邦制與三權分立的篇章。當然，對現(xiàn)代民主來說，分權制衡非常重要。但是，把民主僅僅理解為分權制衡就有失偏頗。實際上，只有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憲政約束與分權制衡，沒有相當?shù)恼螜嗤c政府效能，任何政府是難以為繼的，民主政體將無法維系。英國憲法學家白芝浩認為，先要有權威，然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美國思想家漢密爾頓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更是大篇幅地論述有效政府如何必要，以及政府效能不可或缺。
對不少轉型國家來說，無法通過民主的方式形成有效的政府能力，是民主搞不好的重要原因。政府缺乏效能的常見情形包括：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沖突、無法形成多數(shù)派執(zhí)政黨、議會政黨數(shù)量的碎片化、政治領導層階層缺乏領導力和政治技巧，以及缺乏功能健全的官僚系統(tǒng)，等等。在保證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同時，民主政府同時還必須有所作為，這樣才能維系其民主政體本身。如果民主政府缺乏效能，從消極方面講，政府可能會陷于癱瘓，政治競爭與分權制衡將演變?yōu)椴煌渭遗c黨派的惡斗；從積極方面講，政府將無力應對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無法在市場改革與經濟發(fā)展等關鍵問題上達成績效，也就無法通過提高新政體的績效合法性來強化程序合法性。有民主而無效能，終將損害民主本身。
誤解七：不同國家的民主模式都是相似的？
國內媒體討論民主通常比較粗放，仿佛不同國家的民主模式都是相似的。經典的政體類型學區(qū)分了不同政體類型的差異，但民主政體內部的模式差異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不同民主國家制度模式的差異是很大的，這些國家在政府形式、選舉制度、政黨體制和央地關系上均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不同組合。現(xiàn)有研究認為，不同的制度模式有著不同的政治邏輯，同時不同的制度模式還需要考慮與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條件相匹配的問題。總的來說，不同的民主制度模式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政治后果。
拿烏克蘭的政治危機來說，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半總統(tǒng)制的政治架構無疑難辭其咎，這是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重要制度成因。烏克蘭經歷過涉及總統(tǒng)、總理與議會三大核心權力機構關系的多次修憲和改革，但該國總體上屬于半總統(tǒng)制模式。半總統(tǒng)制的最大問題是，總統(tǒng)與議會之間、總統(tǒng)與議會任命或選舉的總理之間容易發(fā)生嚴重的政治對抗。出任總理的女性政治家、主要政黨領導人季莫申科被總統(tǒng)亞努科維奇投入監(jiān)獄，正是在這種制度背景下發(fā)生。這種政治架構和此類事件逐步瓦解了亞努科維奇作為總統(tǒng)的權力基礎與合法性基礎。（吊詭的是，半總統(tǒng)制這種飽受爭議的制度模式在第三波國家中擴展還很快。）另一方面，烏克蘭還面臨著不同地區(qū)的認同沖突，這種認同沖突與族群和語言因素有關。如今，這種沖突的焦點出現(xiàn)在克里米亞。從制度視角看，民主政體下不同的制度模式設計——特別是選舉制度和央地關系上的制度安排–被視為一種解決國內族群和地區(qū)沖突的工具。所以，民主制度模式的多樣性也是一個關鍵問題。
總之，民主——特別是作為轉型問題的民主——的真實邏輯不同于這些廣為流傳的誤解。國內公共領域的通病是把民主問題口號化與簡單化，結果是整個社會中民主與轉型常識的稀缺。過去30多年，中國社會試圖走出一條擺脫單一意識形態(tài)禁錮的新路。但在民主問題上，最大的危險是一腳跨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同時，便馬上一腳跨入了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這樣，對民主的理解就容易停留在“好的”或“壞的”這樣的思維層次上。更需要思考的乃是全球背景下真實的民主經驗與轉型邏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