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區別是在中國左派、右派玩游戲的平臺與西方不一樣。這種平臺的最大特點是，左派右派首先要討好決策者，而不是討好老百姓。當然也可以不討好，但如此來你很難有做事的空間。那么決策者喜歡什么?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決策層的想法應該說是和老百姓相反的。

老百姓既不愿意繳稅，又要求高福利。決策者正好相反，它喜歡擁有很大的權力征稅，又不喜歡老百姓擁有福利問責權力的可能。但決策者提供的服務和福利國家不一樣：如果提供服務你要千恩萬謝的;如果不提供你也不能要。

如此一來，在這種國家里，就會出現一種狀況：左派右派都需要決策者喜歡。喜歡什么?喜歡左派為ta擴大權力，又喜歡右派為ta推卸責任。

所以我們能看到，現在在許多方面中國和西方的差別都不是很大，但財政上面差別最明顯，我們的財政黑字和西方的財政赤字形成鮮明對比。政府的錢仍然是花不完，每年預算執行情況一直到11月或12月初都還有大量的黑字，到年底就會突擊花錢。

3、美國政府窮但擔責更多 中國相反

所以，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債臺高筑，但所謂債臺高筑并不是說這些國家很窮，而是錢在老百姓手中，政府很窮，遠遠滿足不了民眾對公共服務和福利的要求。中國的情況與上述恰恰相反。

而且，這兩種做法對實體經濟也會產生不同影響。如果一個政府權力有限、責任很大，老百姓對應的自由和福利就會很多。在這種狀況下，居民消費率往往會很高。因為民眾的自由多了，他(她)就會花錢;民眾的福利多了，他(她)就敢花錢。既會花錢又敢花錢，這種經濟的消費率一定是很高的。甚至我覺得今天的西方與1929年的西方已經倒過來了：1929年的西方有生產過剩的情況，現在的西方普遍是有生產不足、消費過剩的狀況。

反過來講，參加全球化游戲的另外一種國家(這種國家中體量最大的就是中國了)，情況正好相反。這種國家當中，民眾的自由度和福利都比較低。自由度比較低，就不太會花錢;福利比較低，就不敢太花錢。因此，這種國家的一個特點是居民消費率特別低。在2007-2008年度，中國是所有主要經濟大國中居民消費率最低的國家，大概只有GDP的35%左右。

這么一來，就會產生幾個問題：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就會產生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問題，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會產生生產不足、消費過剩的問題。中國政府的錢多的花不出去，它們卻債臺高筑。如果這兩種國家像冷戰錢各玩各的游戲，肯定是走不通的。如今全球經濟一體化，這兩種經濟就會構成一種互動，雙方都會以對方經濟的特征作為自己經濟特征發展的前提。

正是由于像中國、越南這類國家的存在，可以使西方國家民眾“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可以玩得很久;也正是由于西方國家的存在，才成為中國這類國家的外需來源。在2008年前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人家來透支我們。如果沒有這樣的透支，就會出現美國1929年那樣的經濟危機狀況。

中美兩種發展模式都存在問題

1、“要么是美國學中國，要么是中國學美國”

這兩種互為因果的關系，對中西兩方都積累了很大的問題，也帶來了很大的危害。2010年的時候，經濟學界就在討論，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從負值變為正值，會導致中國經濟外需疲軟的問題。只要是有一方經濟模式改變，另一方就很難玩不下去了。

現在雙方的模式并沒有根本變化，美國民眾儲蓄率變為正值是將民眾債務轉化為極度膨脹的政府債務了。奧巴馬的這些年，美國有點像歐洲演變的味道，美國政府的債務及承擔的責任都不斷的增加。

如果中國改革有了比較大的突破，政府的權力是有限制的，責任是可以追問的，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都可以得到增加，中國低消費和生產過剩的狀況就可以得到變化。如果我們不成為美國等透支的根源，美國的問題恐怕就非得解決不可了?，F在，要么是美國學中國，要么是中國學美國。

2、中國改革需要民眾受惠的實質性進展

那么，中國會不會因為學了這套東西以后，就會變成過度消費呢?當然不太會。道理很簡單，因為要玩那種游戲，光有全球化還不行，還要有國家愿意給你透支，中國能透支誰呢?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體量這么大的，你可以透支越南，但越南太小。所以，中國不太可能發展到美國如今的地步。

但是如果中國改革想取得實質進展，目前中國經濟的這種自由福利雙不足、產能過剩消費不足、過去20年比較畸形但確實發展很快的模式就必須要發生很大變化。

今天所講的，不但是中國，其實世界也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中國的下一步改革，不僅事關中國前途，也事關世界的前途。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錄音整理：馮存健 來源：鳳凰網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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