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今天大眾與精英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眾變得更加難以馴服，甚至充滿了解構的力量。這讓吳建民大使的脫胎于體制的“天然正確”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其實這種“政治正確”的危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在發生。這是后現代社會、信息社會讓知識與權威再分配的必然結果。然而在中國，由于社會管理模式的特殊性，這種解構往往集中表現在醫生、教師、律師等行業當中，對于政治精英的解構仍然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然而相比于內政來說，外交則是一個相對較為放開的話域，也正因為此，外交領域內的“政治正確”在近幾年中受到了嚴重的消解。

在“中國外交是不是偏軟”、“中國外交官是不是翻譯”等話題背后，是社會力量對體制權威的顛覆與沖擊。在這個角度上來講，吳建民與羅援的辯論根本是不公平的，因為吳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統是可以罵的，可是軍方的尊嚴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國，這種對于外交系統的沖擊與顛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來自于“右”的批判通常被認為有“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對于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寬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于“左”的一面。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旗幟下，討論外交“偏軟”，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為了一件既不犯規，又迎合大眾顛覆心態的事情。在媒體高度商業化、自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以愛國主義為主要題材的營銷就成了主題，而在這個主題當中，吳建民大使就成了絕佳的題材。

吳建民大使的悲哀之處不僅僅是在于，他處在一個“政治正確”與專業權威同時遭到顛覆的時代，而且在于他真誠地誤以為，和他辯論和他沖撞的人與他進行的是觀點之爭。事實上，大多數與他爭論的人，只不過是選擇了一種安全的“死磕”式營銷而已。然而這種營銷是危險的，對于裝瘋的人來說，裝著裝著就瘋了并不罕見，對于無知的看客來說，對瘋狂見怪不怪，往往是卷入瘋狂的危險前兆。

吳建民大使在最后的幾篇文章里，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危險性的大聲提醒，其實透著一股無奈的困惑——為什么這么危險的游戲，還會有人如此津津樂道。吳建民大使其實并不明白，有的人并不愛這個國家，只是通過裝作愛它來撈取利益，而并不關心這樣的游戲，對這個國家究竟是好是壞。這是吳大使的困惑，也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文/儲殷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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