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正與其作戰的國軍，其宣傳則主要側重于官兵平等、北上抗日、優待俘虜等，如“不打抗日的紅軍，嘩變拖槍當紅軍打日本。”“反對野蠻的肉刑，反對打罵與虐待士兵!”“紅軍優待白軍俘虜兵，歡迎俘虜兵當紅軍!”等等。(《總政治部關于瓦解貴州白軍的指示》1935年1月1日)

而到了少數民族地區，則更強調反對民族壓迫，實行民族平等，如在苗族地區的宣傳標語是“實行民族平等，在經濟上政治上苗人與漢人有同樣權利!只有實行共產黨的主張，苗人才能得到解放!” “苗人自己武裝起來，反對國民黨軍閥的壓迫屠殺”，“共產黨是主張民族平夠、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等，針對國軍中的苗瑤士兵，更是鼓動“苗瑤弟兄不替壓迫苗瑤民族的國民黨軍閥當兵，嘩變拖槍到紅軍來!”(《紅軍長征過龍勝資料匯編》)

3、一個老辦法：免費“請貧苦農民吃飯，炊事員一邊給群眾端飯，一邊做宣傳工作。”

除了漫山遍野的標語之外，其他宣傳方式如唱歌、喊口號、開群眾大會等都面臨如何吸引民眾注意力的問題。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彈唱老百姓就會買賬的，需要紅軍搞多種多樣的其他方式把他們吸引過來，才能真正有效。

據楊秀山回憶：“我們還采取了一個老辦法，請貧苦農民吃飯。那時候請吃飯很簡單，用地主家的糧食做一大鍋飯，殺上地主家一口豬，燒一大鍋菜，請老百姓自帶碗筷來吃。當地雖比較富裕，但吃不上飽飯的群眾還是很多的。窮苦人家聽說紅軍請吃飯，男女老少帶上碗筷都來了。我們的炊事員一邊給群眾端飯，一邊做宣傳工作。聽了我們的宣傳，有的窮苦農民當場就悄悄向我們反映情況，有的還自告奮勇給我們領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們又把衣服、糧食分給群眾。這樣，接近我們的群眾更多了。有的要求當紅軍，有的主動給我們送情報，告訴我們，哪家地主最壞、最富，使我們打土豪的目標更準了。群眾發動起來后，我們招收了不少新戰士，還組織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擊隊。后來，又動員他們編到我們團當了紅軍。”(楊秀山《在隴南》，《星火燎原紅軍長征專輯》P291)

為了擴紅，紅軍的宣傳部門可謂煞費苦心。

4、宣傳動員不是每次都能贏得群眾

僅僅靠宣傳，恐怕很難讓民眾真的跟紅軍“干革命”或者“北上抗日”，比如康克清回憶其在遵義動員老百姓時就碰了壁：“在遵義動員老百姓參加紅軍，不像甕安縣那么容易。經過我們在集市上動員宣傳，隨后有八九個青年人跟我們來到司令部，他們全是衣衫檻樓的窮人，大冷天里好幾個人還打著赤腳。潘開文招呼他們吃午飯。他們很少說話，問他們一句，只答半句。吃過飯，一個說要解手，幾個人都要去，潘開文叫他們快點回來等著談話分配。半天不見回來，就到廁所去看，那里一個人也沒有了。我同潘開文幾個人研究這件事的教訓，認為還是對他們了解不夠，沒有針對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后來我們改進了工作方法，不但對本人做工作，還到他們的家里去做宣傳動員，幫助解決一些困難。這樣，終于動員一些人參加了紅軍。”(《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P141)

至于他們是如何到人們家里去做宣傳動員的，幫助解決了哪些困難，是如何說服人們跟隨紅軍轉戰南北的，由于資料的缺乏，現在還很難搞清楚。但很明顯，在遵義擴紅上千人，僅靠宣傳恐怕無法做到。

現實利益比革命宣傳更能吸引民眾

1、“我們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們的肩膀說：參加紅軍吧，紅軍里頭有飽飯吃”

紅軍長征所走過的應該說是中國最貧瘠的地區，在這些地方，吃飯穿衣對貧苦人來說是頭等大事。誰能讓他們吃飽飯有衣穿，就足以讓他們感恩戴德并為其賣命。因此，長征途中擴紅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打土豪”分糧食分食鹽甚至分財產。

紅軍所過之處，農民貧苦到何種程度呢?

當時的紅八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莫文驊回憶說：“貴州到處種植鴉片，人們吸毒成癮，變得癡呆，喪失勞動能力。他們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條蓋的房子，屋頂蓋著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帶，有些少女連這樣的布帶都沒有，赤條條地在地里干活，當地農民幾乎都是赤貧如洗。”(《莫文驊回憶錄》)據譚友林，在貴州黔大畢地區“流傳著這樣的歌子‘羊毛搟氈子，洋芋野菜過日子，要吃苞谷飯，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飯，除非二輩子。’群眾餓飯是常事。”這種情況不僅貴州地區有，在少數民族地區更是普遍，據原紅一軍團的肖鋒日記記載：“數天來全在苗胞地區活動，苗民很窮，沒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兩條褲子，誰出去誰穿。” (《肖鋒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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