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變這種趨向，反而變本加厲。無論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條道德化。左派主張公平正義，自由派主張自由民主。不管他們的思想如何對立，都是從西方進口，在中國的知識市場上競爭。這類似于在經濟領域，中國本身沒有什么技術創新，而是基于西方技術之上的各種產品在中國的市場上競爭一樣。所不同的是，知識界往往能夠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價值觀層面，這樣就可以永無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價值，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

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只知道，也只會用他們所認同的價值觀來評判中國的實踐，而不是基于經驗地研究中國實踐。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識體系洗了腦一般，非常滿足于思維、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掌握了幾個西方概念就老是覺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來訓斥人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尚職業。

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國，知識分子人人都想充當公共知識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卻有高度的自信來改造世界。結果呢？越改造，這個世界就越糟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多的問題和很多的政策失誤，決策者要負責，但提供知識體系的知識界也有很大的一份責任。

一個文明，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就不可能變得強大。自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是隨著自己的知識體系的出現而開始強大的。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實踐之上。正因為如此，其有能力解釋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種力量。實踐是開放的，知識體系也是開放的，這就決定了基于實踐之上的知識體系具有無限的創造能力。在國際舞臺上，則表現為強大的軟力量。

人們所看到的近現代知識體系由西方產生和崛起。社會科學中的“西方中心論”成為必然。“西方中心論”說明了近現代知識體系起源于西方這個事實，其本身并沒有錯。當人們說“社會科學”時，這里的主體是社會，而科學只是認識這一主體的工具。同樣產生于西方的科學方法幫助了西方人確立了自己的知識體系。然后，西方學者也開始用他們的知識體系來解釋其它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文化、習慣等因素都會影響西方學者對其它社會的看法。

不能過分譴責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偏見，主要的責任在于中國知識界本身。解釋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他人的責任。不過，很顯然，只要中國的知識界生存在思維和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下，就不可能產生這樣一種知識體系。要生產和發展這樣一種知識體系，首先要意識到“被殖民”這一點，然后，再努力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

現代中國的大轉型并沒有造就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應當是中國知識界的羞恥。很顯然，在能夠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之前，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單純的GDP成就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更重要的是，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可持續發展也會受到制約。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國可以應用西方體系，但不會創新。一個嚴酷的現實是，一旦涉及創新，人們在中國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論。抄襲知識、復制知識，做大量毫無附加值的知識復制是中國知識界的大趨勢。這和中國制造業的情況沒有任何差別。實際上，知識和知識的實踐（制造業）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有擁有了自己的知識體系，才會擁有真正的原始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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