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次，中國在國際組織職員的比例仍然很低，很少有占據決策和執行之要津崗位者。再次，中國解讀國際事務和闡述本國立場的語言仍沒有和國際接軌，其表達很難為國際社會所聽懂。但既然是對外宣傳和表達，讓別人聽懂本是題中應有之義。

最后，中國還嚴重缺少世界級的具有公信力的傳播平臺和媒介。

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工程能夠為改變中國國際話語權軟弱局面提供一個良好機遇。這種可能性在于：

第一，“一帶一路”本身自提出后，已經成為國際熱議的話題，盡管對其具體內容仍有困惑之處，但外國政府、官員和學者鮮有低估其重要性者。可以說，“一帶一路”作為一個測試，已經表明了國際社會認可中國提出和設定議題的資格和能力。

第二，“一帶一路”是中國攜巨大經濟實力和沿線國家實現更深入的一體化和經濟上的互惠互利，但“互聯互通”旗幟下的項目中，首先受惠的是沿線各國及其人民。這就使得沿線國家愿意傾聽中國的聲音。換言之，中國已經處在有話語權的位置。

第三，中國經濟幾十年來的成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有別于西方發展模式的選擇。鄭永年在《“一帶一路”與中國大外交》中指出：雖然中國未必愿意自我標簽為一種模式，但中國的發展道路無疑能給眾多并沒有從西方發展模式（即所謂“華盛頓共識”）實際獲益的發展中國家很多啟發。無疑，中國本身應該就是自身道路的最佳闡述者。中國的發展經驗，既是中國的軟實力，也強化了中國在這些領域話語主導者的地位。

“一帶一路”將中國置于強化和推廣自身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優良位置。但能否真正實現加強中國話語權的目標，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實現自身的改革，包括加大對國際法、國際關系、國際經濟、世界地理等一切相關領域的基礎學術研究。這方面最重要的其實未見得是研究資金的投入，而是要尊重學術研究規律，減少對研究的不當干預和研究禁區的設置，同時對學術界不能封鎖信息，包括政府和學界要分享信息，否則造成國內學術研究和國外學界的信息不對稱就是一種畸形劣勢。

四、推進“一帶一路”，實現體系內崛起

自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間的“雷聲”從未如此之大。20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后，美國一直宣稱要引導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今天雖然還能聽到美國領導層這么說，但其聲音已經相當微弱。對于善于發掘“對抗”跡象的觀察者來說，近年來當今世界兩大強國之間的沖突是明顯的。

微觀層面的，中美海軍已經在南海演練“逼近”與“警告”，兩國外交部門與涉外官員開始各種唇槍舌劍。

從宏觀上看，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和亞太“再平衡”政策，已經廣泛地被解讀為意圖遏制中國。美國推行的“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TPP)，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經濟融合程度最深廣的自由貿易協議，卻刻意將中國排除在外。

文/王江雨 來源：中國法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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