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給日本政府有關部門的《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已經完全拋棄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論》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國領土、在中國實現聯邦共和的主張，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體將來必然成為實現日支提攜的一大障礙”，為了保證日本能夠對中國進行指導的地位，必須借機“改變支那的共和政體為立憲君主制，以與日本的立憲君主制形式相統一”。《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的中日兩國《國防協約私案》（即前文所述及“21條”的藍本），公然提出要讓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及內蒙古的優越地位，將統治權委托給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國所占領的膠州灣地區鐵道礦山及一切權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給日本建設海軍根據地，同意將改造陸軍和建設海軍事宜委托給日本，同意一律采用日本兵器規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國發生內亂時有權向中國出兵。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接受這個《協約》，他還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這樣一個“帝國支援支那民眾要訣”：“促使以革命黨、宗社黨為首的各種具有不公平感覺的黨派四處起義，在中國國內陷入混亂狀態、袁政權土崩瓦解之際，我們從4億民眾中選擇擁立最有信譽最有名聲者進行支援，通過他實現改造政府和統一國家的大業，并由我國軍隊來恢復秩序，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因此（讓日本——引者）得到人民悅服、政府信賴，這樣就能夠輕而易舉地達到簽訂國防協約的目的。”內田良平在《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還說道：要想讓中國陷入混亂狀態并非難事，只要我帝國對以革命黨和各種具有不公平感覺的黨派偷偷稍稍加以援助，他們便會立即一起舉事。這一點，應該是內田良平在他長年與中國革命黨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實體會。

不僅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許多辛亥革命的領袖，都和日本大陸浪人發生過種種聯系，都曾經得到過日本大陸浪人的有力支持。應該說，直到今天發現的各種歷史文獻資料，還不足以證明這些革命領袖們當年的確向日本的大陸浪人做出過割讓領土的正式承諾。然而即使如此，為什么內田良平等日本大陸浪人會按照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滅滿興漢”的思想脈絡中強調他們從中國分裂“滿蒙”的合法性？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中國近代史中的日本因素

筆者向來認為，比起中國與歐美的關系來，中日關系對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發生了更加直接和更大強烈的影響。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就是中國近代革命家們從日本學到了建設“民族國家”的思想。這一點，也是從努力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之外的國家所無法學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造成許多日本國民自己也相信了他們具有其他國民所無法比擬的民族優越性，因而大言不慚地說指導東亞以不受歐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職、日本具有拯救東亞的使命。但是因為這種所謂的“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國權主義思想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包裹在亞洲主義中的民族優越感必然不斷膨脹，最終導致日本逐步走向一個侵略國家并走向了毀滅。本文利用日本外務史料館所藏當年外交文書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藏當年軍事文書，以及當事者當年的敘述，從日本“大陸浪人”與一百年前發生的那場中國革命之間關系的角度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由于革命黨當時處于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國革命家活動的多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當然又以將自己政治活動的舞臺主要定位于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大陸浪人為主。“民族國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陸浪人的發明，但卻是造成他們個人野心不斷發酵的觸媒。縱觀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所作所為，能夠發現他們心中都有一種盲目的日本民族優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孫中山等革命家是為了推翻滿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國家，而日本的大陸浪人們卻是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革命家追求民族國家的意義。那就是，他們從革命家提出的“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中看到了一種將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甚至西藏地區囊括進日本勢力范圍，甚至變為日本領土的契機。

在圍繞于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周圍的諸多日本大陸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沒有像內田良平那樣直接表露出對擴張日本在中國勢力范圍的興趣，但是從他們與內田良平一直都能夠互相配合默契進行活動上，可以看出他們不可能不清楚黑龍會支援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從各種文獻中也可以看出，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當年也并不是沒有察覺到日本大陸浪人的這一動機，也許是認為必須真正實施“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也許是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達到推翻滿清政府、奪取政權的目的，他們從來沒有對大陸浪人的這一想法進行正式批評，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民權、政權、國權，孰重、孰輕？在中國革命家們和日本黑龍會那里會有不同的理解；敵乎、友乎？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價值判斷中必然發生變異；這些看來似乎讓人難以接受的歷史，讓我們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國家思想出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利弊。

摘自《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王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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