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不回應，尤其是碰到易激動的司機時，因為司機一旦開始高談闊論，就不看路了，很多出租車又沒有安全帶。不過有一次，一位司機執意要我發表觀點，我大概說的是：“我覺得所有女人都應被尊重，這與遮不遮頭發無關。”

司機表示完全同意，女人當然應該被尊重，但頭巾可以時刻提醒男人要記得尊重女人，這個提示再清楚不過。畢竟，男人比女人倒霉，他們有時候容易忘我，然后不幸的事情就會發生，“甚至”，他壓低聲音，特地強調自己不想在我面前說這個詞——“甚至，強奸。”

我用簡單的土耳其語回答他，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像是威脅：要不戴頭巾，要不被強奸。司機馬上用華麗的辭藻抗議，說沒有威脅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說威脅不合適，從我的微笑里看得出我是個和善、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世界本身不完美，有些男人就是像禽獸一般，所以最好發出清晰的信號告訴別人，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后來，我在一個鮮魚館下了車，去見幾個文學教授。

如果剛剛的出租車是一個政治真空（Political vacuum），只有我和他，我不會抱怨司機的觀點——那是他的車，他的國家，他開車帶我去目的地。我土耳其語說的不好，這是我的劣勢，于他而言卻象征著優越，這表明我有經濟實力在國外旅行、生活。通常，司機問完“你是哪國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機票多少錢？”

但畢竟出租車不在真空之中。這個國家的領袖曾多次呼吁女人至少生3個小孩，最好生4-5個，他的妻子本人也戴頭巾。埃爾多安反對墮胎，反對節育，反對剖腹產。他曾表示，伊斯蘭教對女人的地位已經很明確，但女權主義者就是不認同，因為他們“無法接受母親身份的概念”。埃爾多安在總統的位置上待的時間越長，就越口無遮攔，2014年，他曾口出狂言，稱節育是“想斷我們血脈”的“叛國罪”。我試圖變得包容一些：穆斯林的女權者不想從面紗中“被解放”；世俗化對穆斯林女權者的苛刻，就如同穆斯林父權制對世俗女權者的苛刻一樣，我很同情她們。但埃爾多安對女性的這番言論，我絕對不會原諒。埃爾多安是借著伊斯蘭教的名義說的，因此，我也絕不能原諒伊斯蘭教。

2011年秋，我曾前往安那托利亞東南部，報道一處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家稱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寺廟。哥貝克力石陣(G?bekli Tepe)靠近穆斯林圣地烏爾法城，據說那里是易卜拉欣（譯者注：Abraham亞伯拉罕或Ibrahim易卜拉欣為同一個名字的不同譯法，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先知，伊斯蘭教叫易卜拉欣，基督教叫亞伯拉罕）的誕生地。（這一小鎮靠近敘利亞邊界，現在也是外國戰士加入伊斯蘭國的途經站點之一。）在旅館里，我似乎是唯一一名無伴侶的女性。我和前臺說要住6天，他幾乎像心臟病突發地說，“六天？”他又重復了一遍，“你一個人？”我問他蒸氣浴室的開放時間，他說只對男人開放——全天如此，不是某個時間段。我乘電梯上去，知道房間的小冰箱里沒有酒，很郁悶。在烏爾法城的時候，無論什么時候，在大廳也好，過道也好，旅店員工和我打招呼的話總是“哦，你還在啊？”

找一輛出租車載我去考古遺址是件難事，最后，酒店前臺打電話給他認識的一個司機幫忙。那個司機態度粗暴，車上沒有計價器，收我來回55美元，一路上嘆氣、小聲抱怨個沒停。回程時我打電話讓他接我，他沒接，最后我只能搭便車回來。當時我想，如果自己開車會輕松許多，于是我查到歐洛普卡租車（Europcar）的地址：烏爾法749號街，預約第二天晚上6點去。結果我迷路了，到晚上7點，我仍然在這段路上來回走，街牌號從771號一下跳到了764號。我好幾次路過同一家便利店，送面包的小哥注意到我。

“你在找什么嗎？”外送小哥問我。我把地址給他看，他又拿給另一個人看，他們爭論了一會兒到底有沒有749號街，后來第三人從店里出來加入了談話。我站在那里等了幾分鐘，但很明顯，他們討論不出什么，而且歐洛普卡租車已經關門了。我道了聲感謝，步行回到市中心吃晚餐。

大部分烏城的餐廳都有“家庭餐廳”的牌子，也就是說，有一個只為男士準備的房間，一個允許女人進入的“家庭房”。我去的這家餐廳的家庭房在房頂，上面有2-3個家庭，帶著孩子，其他桌子是空的。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個四人桌。服務生為幾個家庭點單，忽視了我。坐了幾分鐘后，我突然接到一個伊斯坦布爾朋友打來的電話。一聽到我用英語說話，鄰桌的兩個女人轉過頭來盯著我，目瞪口呆。大概是她們覺得我用手機講電話很無禮。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頭巾與我：一個土耳其女人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