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生產網絡的挑戰

然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也開始面臨一系列挑戰：其一，這一生產網絡的創立和維系高度依賴區域外的消費市場，特別是歐美市場，故經濟發展受域外因素的影響較大，這一點即便在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經濟體后也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中國經濟的崛起大大加強了東亞國家和地區間的橫向經濟聯系，亦使上述局面有所改觀，內生經濟變量正逐步成為東亞地區發展的主導力量。但問題是，中國經濟本身也高度依賴以歐美市場為主的外部市場。歐美市場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靠量化寬松刺激下的經濟反彈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仍有待觀察，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即便歐美經濟步入正常增長軌道，危機前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也已經走到盡頭。

其二，中國經濟放緩影響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活力和張力，進而影響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下滑一方面導致需求不振，進出口雙向銳減，對依賴東亞區域生產網絡鏈條的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帶來嚴重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下滑也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下挫，對那些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新興經濟體而言，不僅意味著財政稅收銳減，債務負擔上升，而且影響本國就業，造成社會政治危機。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正在由投資、重工業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新的增長方式盡管不會馬上對傳統的主要服務于加工貿易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產生擠壓效應，但這一區域生產網絡必然面臨國家間產業布局、價值鏈分工和國際貿易格局的調整壓力，進而影響東亞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增長。此外，預期美聯儲將繼續收緊貨幣政策，進入加息周期，諸多東亞國家和地區將面臨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的壓力。

其三，美國主導的“兩洋戰略”將極大地沖擊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為了打造新時代的貿易與投資規則，美國正大力推行“兩洋戰略”，即在太平洋打造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P）及在大西洋推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盡管這兩個協定的最終簽署尚面臨阻力，但它們對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影響有以下方面。

（一）對兩大協定之外的中國及其他東亞地區經濟體而言，由于貿易轉移的效應，在產業鏈的低端，這些國家和地區將面臨TPP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的貿易和外資競爭；而要打入美歐日主導的產業鏈高端，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更加舉步維艱。整體而言，TPP和TTIP將顯著增加和刺激美歐的貿易和出口，而處于兩大自貿區以外的國家貿易和出口相應會明顯下降。相關機構的預測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減少30%以上。

（二）TPP在日趨一體化的東亞經濟整合中也打下了楔子。在過去20年，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東盟領導的，圍繞東盟所開展的“10+1”合作而不斷推進。在“10+1”基礎上，東盟還推出了“10+3”、“10+6”，乃至其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協定》（RCEP）。由于東盟成員國中只有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和文萊四國加入了TPP，而其他成員國要么沒有申請，要么門檻太高而難以加入，TPP一方面將對東盟造成撕裂，另一方面也將褫奪東盟在東亞區域整合中的中心領導地位。此外，無論是“10+3”還是RCEP，都將因日本與部分東盟國家選擇加入TPP而受到影響，它們對“10+3”與RCEP的需求至少不是那么迫切，在相關談判中反而可能漫天要價，增加談判的阻力，導致亞洲區域合作難以前行。

另一條路徑則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APEC成立之初即被寄予厚望，希望藉由這一組織推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但由于APEC成員國所做出的承諾缺乏約束力，多年之后，目標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依然非常大，APEC漸被視為清談館。但如果TPP付諸實施，一種可能性是導致APEC在區域合作的影響進一步下降；另一種可能性則是APEC重拾生機，在TPP的刺激下，亞太國家和地區轉而以TPP為基礎進行深度整合。何種可能性為大？關鍵取決于中美是選擇戰略合作還是選擇戰略對抗。

（三）適應貿易和投資新規則將大大增加處于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內企業的改革成本、調整成本和生產成本，也抬高了進入歐美市場的隱性貿易和投資壁壘。無論是TPP還是TTIP，目標均要打造所謂的高標準的“黃金準則”。這些規則范圍之廣，內容之深，遠超以往任何的貿易協定。以各國已簽署的TPP來看，不僅有傳統貿易協定通常涵蓋的關稅減讓、原產地原則、知識產權和貿易爭端解決等內容，而且加入了衛生、環境和勞工標準、服務貿易、電子商務、政府采購、競爭政策、自然人移動、競爭中立等新內容。即便是前者，如原產地規則等，其條款也更為嚴苛。

縱觀其協議內容，TPP可謂充分反映了美國的利益關切及其競爭優勢，更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大資本的利益及弱化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競爭優勢的企圖。這些規則本身對非TPP成員國造成很大的歧視性和排外性，但要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唯有適應這些新規則。這也意味著對那些參與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必將承擔巨大的調整成本，無論這種調整是基于主動的抑或被動的反應。

內憂外患

故此，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內憂外患的雙層挑戰中，其在東亞經濟中所發揮的領頭羊作用亦存變數。如果中國的領頭羊地位消失，東亞經濟的持續崛起需要尋找到新的接棒者。沒有這樣的領頭羊經濟，東亞經濟的集體崛起很可能半路夭折。

那么，誰有可能成為新的接棒者？或者說，成為這一角色所需要的條件是什么？我們認為，其必要條件一為該國經濟體量足夠大且處于上升通道，二是該國經濟需與東亞各經濟體深度融合。放眼全球，大抵只有美國或者印度有這樣的潛質。美國的優勢在于：其體量足夠大，能夠為東亞國家和地區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本和商品吸納市場。但阻礙美國的劣勢在于：美國的產業重心在服務業，其所經營的制造業主要根植于基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生產網絡，而非追求與東亞經濟體的經濟整合，這意味著美國難以與東亞經濟進行深度的融合。另一個可能的接棒國是印度。其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態勢，以及該國巨大的市場潛力的確有助于印度取代中國發揮領頭雁的角色，但印度的劣勢在于：該國是內向型經濟體，其對外部貿易的依賴并不大；印度也是服務業立國，制造業相對落后，難以與東亞經濟體的產業體系進行恰當對接。

綜上，一方面，在安全上，東亞經濟崛起所需的大國和平相處的大環境正遭遇中美戰略互信赤字以及沖破底線的挑戰；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放緩，美國力推全球經貿新規則的背景下，東亞經濟崛起所需的領頭羊經濟角色也趨于減弱。如果經濟和安全方面的上述趨勢沒能得以逆轉，安全上東亞可能陷入巴爾干化的困境，而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光環很可能褪去，導致多數經濟體難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文/陳紹鋒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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