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場批判運動中，約費、弗蘭格爾、塔姆這些物理學家都一直在維護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弗蘭格爾在1931年的一次會議上宣稱：“辯證法方法無權謀求科學領導地位”。1934年的另一次會議上，他表示：“在哲學領域，我不是小孩子。我從列寧、恩格斯著作中讀到的那些內容不足以取代我原有的方法論觀點。這就是我的觀點，我絕不放棄它?！?/p>

弗蘭格爾的觀點可謂開宗明義，毫不妥協，以鮮明立場保護現代物理學。也就是以他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的據理力爭，才讓支持現代物理學的立場在1936年蘇聯科學院大會等會議上占據上風。當然，這里面也有紅色物理學家們理論素養(yǎng)太差的緣故。

但另有幾位學者決定另辟蹊徑，他們干脆轉而論證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并不相悖，以此來保全它們。

弗拉基米爾·?？司瓦x擇了這樣一條道路。他和塔姆等俄國物理學家與玻爾過從甚密，在大名鼎鼎的哥本哈根學派中組成了一支俄羅斯力量。在他看來，如果物理學需要一件哲學外衣，那么幾乎每一位物理學家都偏好自己能夠接受或喜好的那一件。牛頓用“上帝之力”來解釋自己的理論，而愛因斯坦則把自己的理論與馬赫主義聯系在一起。在福克看來，這些哲學解釋與其說是理論與哲學內涵的內在聯系，不如說是學者自身的偏好。而如果用辯證唯物主義來解釋它們，則也都是解釋得通的。

另一位在后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物理學家列夫·蘭道則詳細地按照唯物主義描述了量子物理學的微觀世界，他著重強調，電磁場是一種物質。

這是一種對現代物理學進行唯物主義敘述的嘗試。最終，它結出了果實，尼古拉·布哈林決定對這群捍衛(wèi)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學者們予以支持。

1931年，布哈林率領蘇聯代表團赴倫敦參加世界科學大會。代表團中的物理學家鮑里斯·戈森發(fā)表了一篇報告，從另一個層面來為物理學的唯物主義解釋作出了貢獻。

戈森稱，17世紀的英國革命為一個新的經濟秩序鋪平了道路，而這個秩序需要新技術，進而召喚一個新的物理學。而牛頓提出的三定律及其光學研究為日后的彈道學、力學和流體靜力學提供了基礎，滿足了上述召喚。這個論述另辟蹊徑地表明，牛頓的理論是從客觀世界中來的，是符合唯物主義的。

戈森的論述是當時那批蘇聯物理學家唯物主義話語體系的一種概括和集成。結果，它在西方世界引起不小的反響。因為西方一直強調科學家內在因素對科學產生過程的影響，而忽視外在因素。戈森的報告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視角，這也對日后科學學（解釋科學產生、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的發(fā)展產生了影響。

從客觀上來講，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對世界科學進步作出的貢獻，似乎與馬赫啟發(fā)愛因斯坦異曲同工。而戈森也為現代物理學的唯物主義解釋作出了

貢獻。

紅色物理學家們專業(yè)素養(yǎng)不足而主要的物理學者們都傾力維護現代物理學、后者開始從唯物主義視角來解釋現代物理學，這兩個因素成了現代物理學在蘇聯屢遭批判卻始終未被消滅的重要原因。雖然大批判取得了些許“成果”，比如蘭道、福克身陷囹圄，戈森暴斃獄中；但約費、弗蘭格爾、塔姆等學者卻得以保全。

而現代物理學最終活下來的最重要的因素顯然來自于外部。1938年，核裂變成功，各國都意識到以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為基礎的現代物理學對政治、軍事的直接影響，于是都開始重視物理學的發(fā)展。而蘇聯也不例外，約費等學者被重用，物理學研究及其開發(fā)項目回到了學者們手中，幾乎完全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乃至政治阻礙。

1949年3月，紅色物理學家們曾試圖組織一場“全蘇物理學大會”，在戰(zhàn)后繼續(xù)對現代物理學發(fā)難，結果被高層叫停。從日后的回憶材料看，原子彈成了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護身符”。

蘇聯對物理學的意識形態(tài)大批判選擇了一個錯誤時間和對象，非得在現代物理學即將顯示威力的前夜對其宣戰(zhàn)，失敗幾乎是必然的，這顯然同生物學在蘇聯的遭遇形成了鮮明對比。

文/方亮 原載于《鳳凰周刊》2016年第8期總第5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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