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尋求認同中的分裂——民族主義在中國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有如下認識：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特別是內源型現代化國家[6]建構過程中，實現政治整合的理論依據。那么對于現代化追趕者、后來者（later comer）即屬于外生型現代化[7]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導向是否可以完成一個現代意義民族國家的塑造，進而轉型為一個現代國家？要達至這一目標，就得先厘清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

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盡管有了所謂“民族”的共同體，但更確切對應的是血緣、地域和種族方面的意義。依靠以儒家文化認同，中國完成了前現代國家形式的建構。這種認同以“內圣外王”形成非剛性約束，是一種非緊密性的統一。與現代國家相比較，是一個文化或文明共同體，而非民族國家。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產生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是通過民族來完成民族主義的建構還是通過民族主義來確立民族的存在？這從理論上來講就有著不同的回答。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國家與暴力》一書中斷言：民族若沒有形成，則絕不可能會有民族主義，至少絕不會有現代形式的民族主義。但同是英國哲學家蓋內爾(Ernest Gellner)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則表示：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孕育了民族主義。實際上，在現實世界中，這兩種說法都是成立的，民族主義可以創造民族，正如近代以來潮涌般出現的民族國家；民族當然更可以孕育民族主義，由古老文化民族發展而來的近代民族國家內的民族主義并不弱于新興民族國家中的民族主義。根據一定的條件，民族與民族主義可以互為因果，簡單的界定往往會流于片面。德拉諾瓦就此表示，以民族主義來定義民族(蓋內爾)會低估民族的作用，而相反，以民族定義民族主義(吉登斯)則會低估民族主義作用和危害。民族與民族主義實際上處于一種相互制約、相互激勵，既互為條件又對未來開放的變遷與互動之中。[8]當然這些都是后來對民族主義的概括性回答。就當時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而言，以民族主義來定義民族與以民族定義民族主義，都存在實際運作的困境，無法支撐起民族國家的架構。就前者而言，缺乏現代國家的形式與傳統和本土理論的支持資源，無法形成統一的認同感，更多時候民族主義的具體表現——愛國主義則是來自傳統學說的教誨。而傳統學說的“華夷之辨”與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內容如主權、領土和公民資格則截然不同，即民族主義起不了統攝民族的作用；就后者而言，中國的民族主要是民族學意義上的解釋而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概念，缺乏民族與國家的天然重合[9]。所以民族主義在中國，并不是如何傳播、運用的問題，而變成了一個如何改造和使用的問題。

據說在中國首先使用民族主義這一概念的是梁啟超，他在1903年首次撰文提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亦即“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足于五大陸之上”。[10]梁氏對民族主義的建構摒除了傳統“華夷之辨”的觀念，反映出中國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團結應對世界挑戰的姿態出現，雖然較“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個突破，但是其思路仍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影子。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有了比建構民族國家更高的目標，不僅僅只有現代性的追求，而且還有著“高掌遠足于五大陸之上”的更大目標。從行動層面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也經歷了“排滿”的“華夷之辨”到“五族共和”的過程。這一過程其實是一個大漢族主義與民族分裂的對立到“三民主義”之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也就是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出現了兩種指向：反滿民族主義和國家民族主義。前者以傳統“華夷之辨”思想為資源，通過革命排滿而實現民族光復，是種族主義下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就其基本品質和特征而言，這種民族主義即反滿民族主義。后者則是世界近代殖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發生的，中外民族地位的不平等，首先國家關系表現為不平等，而這種國家關系的形成，又直接源于中國的國家制度、機構和官僚群的徹底腐敗。因此，實現民族解放的根本途徑是改造國家。第二，由于歐風東漸，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進入中國，中國知識界的政治意識中出現新舊觀念并存的復雜現象，就民族主義而言，目的是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國家，這種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核是新型國家觀念，我們稱之為國家民族主義。

所以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型，是在其內部充滿著諸多相斥因素的情況下匆忙完成的。這說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度里，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不是由于內部歷史發展的結果，而是外力壓迫和外部觀念刺激所致，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多重架構的民族主義。這種多重架構的民族主義，因為是新的觀念，加之受達爾文主義影響，新的即發展進化的，[11]在一段時期內，成為政治運動（就中國來說是革命）的有力號召。但是它的內部矛盾與沖突，如各自都以民族主義相標榜，各自又都以不同層次和類別的民族利益為指歸，導致出現不同的民族主義形式，也就必然陷入相互攻擊的狀況。這自然是與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起始宗旨大相徑庭的，極不利于民族主義正面功效發揮。也就是說，當革命黨人把改造國家作為挽救民族的根本手段時，他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是統一的；當國家已經通過革命而改造成功以后，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的內在矛盾就突顯出來。

孫中山也試圖解決這一內在的矛盾，在其早期創立的同盟會綱領中就含有“驅除韃虜，振興中華”這一相互排斥的命題，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政治走向，實際上是中國民族主義理論不足的暴露：以民族定義民族主義抵抗殖民，卻導致專制和帝制的復活，以民族主義定義民族卻導向了中國政局的分裂。因此，孫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義”，就是為解決中國民族主義內在矛盾而做的努力。他強調：“……民族主義，為對于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民權主義，為排斥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則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12]從這里可以看出在民國成立后，面對中國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形式，孫中山把民族主義和民生、民權主義并列結合，對外生型的中國民族主義進行內容上的充實。但是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畢竟是外生型的民族主義，現代民族國家形式的建立并不能帶來民族主義包涵的民生和民權的內容。因此孫中山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主動放棄了民族主義，而把三民主義修改為一民主義或二民主義。他聲明：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13]

從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看，由于對袁世凱復辟和北洋軍閥割據的失望，孫中山繼續致力于革命來改變專制復辟或軍閥割據的中國政局，這時反滿或反帝的民族主義已不能提供革命的正當性依據，甚至還是革命理論的阻礙，因此他必須重新為革命尋找新的理論。當國民黨“一大”召開后，標志著孫中山接受了列寧主義，把以黨立國這種帶有應急性的政治舉措，當作建國方略來實施：“吾人立黨，即為未來國家之雛形”，“黨有力量，可以建國”，“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后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民都遵守本黨主義，中國然后才可以治”。[14]此時，中華民族的認同不再是民族的認同而是主義（或政黨）的認同。民族主義不再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強力號召，中國要建立現代國家，已沒有nation-state的內涵，而被所謂的“黨國”取代。

到蔣介石那里，這種思想變得更急功近利、表述也更具體明白：“總之，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與國家民族凝為一體的組織，這是歷史所昭示的事實，不必再加分說。但這里還有一點，應該為我國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國國民黨乃是全國國民共有共享的一個建國的總機關。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15]

從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實際上是這樣一個過程：強調以民族認同為前提的主義嬗變為了主義下的民族認同。也就是說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被政黨國家建設所取代。但是民族是具有同一性的，而政黨是帶有競爭性質的，這樣為中國的分裂埋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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