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林邁可看，紅軍的作戰組織有許多缺點，如執迷教條、部屬怯于糾正長官等；但供給系統是無懈可擊的。人民主要繳糧稅，士兵到每個地方憑糧票領糧食，每張夠一頓小米飯。每單位的糧票和糧食經查核后才可發下個月的，就是出擊時也有條不紊。初冬有冬衣分配，特別寒冷的地方可領取襯了羊皮的大衣，官階高的還可領到里子是絲綢做的。工資主要用來買水果等零食而已。這制度好處是不必到處運糧，又削減了物價波動的影響，躲過了國民黨地區因通貨膨脹而士氣低沉的情況。

1944年班維廉夫婦已去了延安，又經重慶回了英國。林邁可帶去的通訊零件已差不多用光，覺得他自己在晉察冀邊區所能做的已做了，并訓練了一批技術人員；他又深感共軍對英美可提供許多有利作戰的情報，渴望和英美軍方聯絡，便向聶榮臻提議讓他去延安。他和妻女由紅軍護送，冒著寒冬攀山越嶺，數次險被日軍攔截，兩個多月后到達延安，被安排住入窯洞里，受毛澤東和朱德宴請。朱德委派他為通訊組技術顧問。毛澤東和他數次長談，接納了他的一些建言。

他們到延安不久，訪問的英美官員與記者突然接踵而至，李效黎便負起翻譯的責任，陪這些人到處參觀。林邁克又被委派為新華社英語主編顧問。他的兒子在延安出生。

林邁可說國民黨官員此時大大錯估了紅軍，并且誤信了自己的宣傳，鼓勵西方人到紅區看，以為他們去了會對共產黨反感，效果恰恰相反。據林邁可看，美方起初有誠意和延安合作，但送來的機械都不合用，而且反復無常；他說這固然有國民政府從中作梗，但也怪共方沒有據理力爭而只以習慣性的“謾罵”回應。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國內戰開始，林邁可便攜眷回英國。

戰后林邁可屢次和日本軍官交談，想了解日軍為何持有優越的軍事裝備卻無法有效地控制華北。日方承認1931年沈陽事變是精心策劃的，如愿占據了中國東北，但堅持1937年盧溝橋事變是突發的，日軍并沒準備發動一場大戰，因部隊不夠，主力用以應付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在華北只能防衛大城市和鐵路。待1938年攻下武漢和廣州后，才把部隊調回華北，然而這一年間華北的游擊隊卻已扎了根。日軍起初圍剿失敗，1940年改用“堡壘”與“封鎖”雙管齊下的策略卻相當成功，這戰術用于東北也是見效的。林邁可指出這種戰術的缺點是需要許多士兵。1943年日本在中國各地已建筑了三萬個堡壘，每個堡壘約需二十個士兵駐守，另需大量的后備軍隨時待命，以便堡壘受攻擊時調動。日方沒那么多士兵，只好用偽軍，就不可靠了。他說偽軍和游擊隊間往往有協議，彼此做做樣子，他有個在冀中的學生機關槍壞了，托一位農人向堡壘里的偽軍借，等自己的修好再還，偽軍答應了，說十天內日本人檢查前奉還便可。1943年后日方把主力調到太平洋前方，防線又退到鐵路附近。

林邁可還說日本人失敗歸根究底是不得民心。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日本可理直氣壯地說它代表亞洲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那時日軍對平民和戰俘的紀律是有目共睹的。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士兵搶奪、強奸、濫殺，無惡不作，引起民憤；戰后日本軍官也承認憲兵隊伍完全失控。林邁可說這是因日軍為顧全顏面，不愿懲罰敗類，每次有人提出軍紀問題總把事情淡化。

與林邁可交談的日本軍官曾自豪地說，日軍在華北比起美國在越南成功多了。林邁可答說兩者不可相提并論，紅軍當時一點外援都沒有，而且華北冬季特別寒冷，又沒有植被掩護，不似東南亞天氣暖和到處有森林，對游擊戰術有利。紅軍的優勢是得到民眾由衷的合作。

林邁可的父親因對英國教育有功，1945年被封為男爵（baron），他死后林邁可作為長子繼承了父親的爵位，李效黎便成了第一位成為英王室貴婦的亞洲人。他后半生在澳洲以及美國的大學教書，夫婦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度因批評“文革”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后來屢次訪華，他1994年去世后，李效黎到北京定居，2010年在北京去世。

李效黎雖然來自山西，家人卻沒有桑美德想象的那么保守，并不反對她的異族婚姻。她的父親曾在閻錫山手下當軍官，哥哥清華畢業后到哈佛念經濟，回國在銀行工作。她小時候有數年隨父親住在一個偏僻的農村里，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又學會了騎馬，這對她后來在紅區生活倒是很好的預備。她戰后隨林邁可到了英國，馬上根據日記用英文寫了回憶錄，對紅區有很細膩的描述，但2007年才在美國發表，書名是《顯眼的李子》（Bold Plum），是出版史上罕見的譯本出現多年后原文才面世的書。香港文藝書屋早在1975年便出了中譯本《再見，延安》，是董橋譯的；1991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另出了肅宜譯的版本《延安情》，很多段落不見了，卻多了照片和另一些細節；兩者都譯得很好，又含些后來“原文”沒有的段落。

我和李效黎有一面之緣。戲劇家熊式一的幺女德荑是我的朋友，在牛津長大，跟林家很熟。我八十年代初動手寫《洪業傳》時，德荑問我洪業有沒有提到林邁可，我說有，兩人關系相當密切，她便送了我一本《默默無名的戰爭》。我有一次到華盛頓城看德荑，她帶我去林家，邁可那天恰好不在，效黎一點架子都沒有，平易近人。效黎大概以為我和德荑一樣不懂中文，沒跟我說她回憶錄的中文版已出版了，直到我最近整理手上的燕京大學資料，和她的兒子通電郵才知曉。

李效黎的原稿聽說非常之長，三種版本因時因地因讀者不同作了些不同的取舍：譬如香港文藝書屋版以及后來的英文版有一段描述延安時的江青，形容她如何美麗優雅，但說她有心臟病而不常露面，“一點都不像中國一些名人的太座，存心想干涉多管國家大事……”上海遠東版就沒有這一段。德荑說英文版把原稿許多紅區各地食物的論述省略了，也很可惜。

（編者按：本文所指“紅軍”，均來自原文Red Army）

本文作者陳毓賢，文載2015年6月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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