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中緬邊境的社會建設水平、緬甸移民管理、新移民文化融入、文化審美方式水平、經濟互動方式等進行逐一分析，可以看出，中緬在上述問題上都缺乏有效的解決方式：雙方少數民族的生計改善和現代化模式、宗教問題和國家族群認同、中緬經濟互動的模式、中緬文化原生地保護中發展的方式、中緬核心資源的可持續開發等。

中緬油氣管道區域的若開邦民族政黨和民間組織抱怨緬甸中央政府收取大量好處，只把污染和問題留在地方的方式，和云南在抱怨中央政府的投資和建設邏輯如出一轍。他們都覺得自己是“芒果式”投資的受害者——芒果肉全部被拿掉，只給當地留下芒果核和滿樹光禿的樹干。

緬甸軍政府作為和中國共產黨一樣長期居于領導地位的政治團體，也面臨著極為相似的政治挑戰，比如“輪流坐莊論”和“政黨虛無論”——社會對政黨的自身改革和完善往往放在最后的選項當中。

緬甸民間很多針對中國的差評，并不是因為討厭中國，而是因為不喜歡軍政府，因此所有和軍政府關系緊密、或者讓軍政府受益的團體和國家，民眾通通持負面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甚至能暫時忘卻歷史、和敵人和好，也不和現有政治團體修繕關系。

社會大眾和民間知識分子的這種逢政府必反的情緒，同樣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緬甸仰光媒體集團主席吳哥哥認為，許多反政府勢力的口號就是“革命萬歲”，“造反萬歲”，根本沒有耐心和任何人進行建設性談判及協商，對于政府的作用也基本上全盤否定；而其中許多組織確實可以從動亂、戰爭、紛爭、對抗中獲得物質收益和好處。

緬甸當地有著更為形象的比喻，說百姓經常祭拜騎老虎的神仙，原因是害怕那只老虎坐騎，殊不知那個神仙更可怕——意思是那些沒有機會登上政治舞臺的反對派，或許會比原來的政府更為可怕。

其三，緬甸的社會政治與中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昂山將軍提出的《彬龍協定》以及邦聯民主框架，至今仍是緬甸許多具有政治獨立性部族的核心主張和戰略協商標準。“五族共和”、“光榮革命”、“獨立自主”、“左派和右派傳統”、“社會的四個現代化”等仍然是緬甸的核心議題。

因此，中緬兩國其實可以從上世紀40、50年代汲取治國大綱的理念和方法，來應對21世紀的全球化課題。緬甸民粹主義報紙對于中國的一味批評和排斥，實際上和對軍政府的排斥邏輯相同，中國在政治改革、社會發展、國際互動上面的許多教訓和經驗，并沒有被當地知識界和媒體界充分研究和消化，并形成社會共識。

在如何應對分離勢力、少數民族自治方式、政治制度形式、政治管理方式、國際戰略定位方面，中緬兩國可以找到多種重合之處和戰略應力點，畢竟長期的中緬互動造就了現實的中緬歷史和社會聯合。

中緬兩國最該嘗試的思維轉型，是使用不同的尺度來重新估量自己的治理區域、對象和方式，把中國、緬甸乃至亞洲都當作一種考察對象，而非一個簡單的地理、文化單位。一旦形成這種思維，中國和緬甸以及其他東盟國家一定可以在國際河流、國際海域、國際移民（難民）、跨國犯罪等問題上找到真正的合作空間。

文/周雷 原載于鳳凰周刊201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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