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羅斯政府的立場

如上所述，作為“金磚四國”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之一，2009年6月16日，“金磚四國”領導人的首次正式會晤正是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的。

俄羅斯政府高度重視“金磚國家”的建設。梅德韋杰夫總統指出，“金磚國家”合作是俄羅斯外交政策優先方向之一[14]。2011年4月14日，在“金磚國家”第三次領導人會晤期間，梅德韋杰夫總統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時表示，“金磚國家”已經成為一個協調若干迅速發展的大國立場的完全成熟的運作機制。采訪中他不認可關于“金磚國家”是一個松散或拼湊出來的概念的觀點，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他說：“這的確是一個已經形成的非常重要的新型國際合作機制，而現在南非共和國也加入到該機制當中。現在的“金磚五國”采取聯合行動，調節自身經濟政策，并嘗試制定共同解決各種國際問題的方法。”[15]

俄羅斯外交部把“金磚國家”看做是俄羅斯開展多極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政府的立場取決于下列這些觀點。“金磚國家”框架內的合作將逐步得到發展，隨著相互信任的積累和在這一框架內協調活動經驗的積累，我們的利益將是一致的。與此同時，國際安全領域正在開展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反對其他挑釁和威脅的斗爭。可預見的前景是，“金磚國家”作為一種對話論壇將會更加完善，這一論壇將有助于實施俄羅斯對國際議事日程上主要問題態度的協調和配合。在“金磚國家”框架內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國家機構方面的合作、地區當局和地方當局及貿易方面的合作將得到發展。“金磚國家”領導層一級已經給予了相應的授權。在與其他部門合作方面，俄羅斯外交部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16]。在建立國家集團方面，建立“金磚四國”集團不是唯一的一次嘗試。在這一集團之后建立了“11國集團”(墨西哥、尼日利亞、埃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越南、韓國和菲律賓)，“展望5國”(越南、印度尼西亞、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等等[17]。幾年來，“金磚四國”由抽象的理論方案逐漸變成世界上經濟急劇發展的、有影響力國家的一個政治聯盟[18]。“金磚四國”是世界政治中一個較新的組成部分[19]。2009年6月舉行的峰會會議的結果說明，“金磚四國”不是一個抽象的集團，而是以一種富有前景的相互關系的形式建立的集團，它將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的“金磚四國”是新的多邊外交的一個很好體現;這一集團的建立符合在現在的世界秩序的信息化階段國際關系正在發生的質變。它是網狀的多向外交的一種反映。在這一外交中，一些國家不共同反對某一個國家;而它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本國的一致利益，為了實施有助于國際關系中正確的議事日程而作出的共同努力[20]。對于“金磚四國”的外交家和實干家而言，這是一個客觀現實，它以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意志為支柱。為了作出政治抉擇，為了提高本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金磚四國”是對四國的潛力作有計劃聯合的一種嘗試[21]。“金磚四國”是對全球邊緣化的一種挑戰。四國是“全球的邊緣者”[22]。“金磚四國”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新現象;諸如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幅員已是一個政治現實;在雙邊關系方面，俄羅斯與集團中其他三個國家的關系的特點不僅是一種簡單的伙伴關系，而且是一種戰略伙伴關系[23]。“金磚四國”可以說先是兩極崩潰、后是世界秩序單極模式崩潰的一種稍稍來遲的反應。這種聯合既建立在傳統的次地區或地區的基礎之上，又是相當廣泛的[24]。

三 俄羅斯學者的觀點

在俄羅斯，研究“金磚四國”的智庫是俄羅斯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近幾年來，該所就“金磚四國”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2008年由該所所長В.М.達維多夫撰寫的題為《“金磚四國”的前景和建立多極世界的一些問題》[25]的專著，另一本是2010年由該所出版的題為《“金磚四國”：接近的先決條件和相互合作的前景》的論文集。它分別以“‘金磚四國’框架內合作的特點和俄羅斯的作用”“參與國和世界大眾傳媒對‘金磚四國’問題的態度”及“加入‘金磚四國’和相互作用的因素”為主題，收錄了13位專家學者的論文[26]。此外，該所所刊《拉丁美洲》也發表了多篇有關“金磚四國”的論文。如在《“金磚四國”法律方面相互作用的潛力》一文中，研究了在法律體系、法制意識和運用法律實踐中“金磚四國”的主要差別[27]。又如在《“金磚四國”：巴西的態度》一文中，研究了建立“金磚四國”方面的一些問題、這一集團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關系、巴西與集團其他成員國的關系、巴西參與聯合國工作以及“金磚四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前景問題[28]。該所所長В.М.達維多夫的《危機對“金磚四國”的考驗》的論文是在與“金磚四國”峰會同時舉行的俄羅斯科學院代表大會報告的基礎上寫成的。他指出，這場世界經濟危機是異乎尋常的危機。“金磚四國”按不同的方式應對危機。2009年俄羅斯的GDP下降的幅度最大，巴西的GDP停留在接近于零的最低水平，印度和中國的經濟增長幅度不大。然而，上述四國為危機付出的代價要小于傳統的世界經濟中心。此外，在2010年這一恢復階段，四國(尤其是中國)發揮了世界經濟主要火車頭的作用。他認為，“金磚四國”應從這場危機中吸取一些共同教訓：必須加快現代化及國民經濟生產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的多樣化;更加有效地利用國內市場的潛力，解決主要社會問題;為重新建立世界金融結構和經濟結構，四國應協調行動[29]。在其《現代世界舞臺上嶄露頭角的大國》一文中，他指出，作為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極”，“金磚四國”的崛起具有客觀性。加入“金磚四國”是俄羅斯作出的、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戰略選擇[30]。

就為何建立“金磚四國”這一問題，俄羅斯學者發表了許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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