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拜登22日在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畢業典禮上指出，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的行為是該區域出現新挑戰的例證，并聲稱鑒于亞太地區的重要性，美國必須在那里加強軍力，“到2020年，百分之六十的美國海軍力量將部署在亞太地區”。他對即將畢業的該校1070名學生說，屆時“你們將會在那里保衛和平”。

繼美軍一架P-8A“海神”反潛偵察機20日飛近中國管控的永暑礁和美濟礁上空偵查后，拜登再次重申美國將軍力和資源向亞太地區傾斜的決策。至此，僅剩下美國派遣軍艦進入島礁12海里範圍內海域巡航的選項尚未付諸實施而已。至于日后美中在南海對峙轉入衝突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美國國務卿克里稍早在訪華期間表示，對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的行為表示擔憂，唿吁中國採取降低緊張局勢的做法。中方顯然低估了他提出這一警告的嚴重性，此乃稍后美國軍方採取針對性的行動的先聲。

稍早克里訪問俄羅斯。12日他同普京總統會晤以及同俄方高官會談時，并不觸及美方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議題。據此，即可省悟美國行將對中國採取行動的先兆了，因為這顯示華府已經判斷，就對美國主導的戰后國際秩序的挑戰而言，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之舉比俄羅斯介入烏克蘭內戰更為嚴重。既然判斷如此，則兩害相權取其輕，“收縮戰線”成為因應之道，制裁俄羅斯就煺居其次了。

這次美中在南海陷入對峙的局面，顯得相當突兀。大致說來，此乃美中關係未來走向受到“老大、老二”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左右這一主旋律的影響所致。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以往美國對華戰略的制定僅受制于兩國戰略目標差異所形成的利益衝突而已，今后則還要受到兩國孰居龍頭老大的考量的牽制。

此外，列屆美國政府認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以后，民眾生活水平急劇提高，與境外接觸日益頻繁，必然與國際主流社會的動向逐漸合拍，并促使國內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后來發現近年中國在綜合國力大幅度增強以后的表現，與前述期許背道而馳，亦即中國在對外政策上日趨強硬，在國內施政上益發收緊，甚至出現走回頭路的趨向。

然而，這次白宮決定在南海同中國對峙，不稍煺讓，可能涉及對華總體政策的全面調整。換言之，亦即這一決定或許標誌著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立場已經從“防”轉變為“抗”。“防”與“抗”之間涇渭分明。倘若美國意圖在于“抗”，則必欲壓抑之而后快，無所不用其極;假如美國立足于“防”，則有所節制，注重平衡。

假定白宮將全面調整對華總體政策，茲事體大，除了前述基本盤的評估，非常可能同若干催化劑有關。所謂催化劑可能包括最近中國與俄羅斯加強外交、軍事、經濟等全方位的合作之類具有緊急性的敏感信息。

回顧一下歷史。共和國成立后，自1950年1月至這年初夏，美國對華政策就發生了幡然大變，從“袖手旁觀”(hands-off)一改而為“臺灣地位未定論和軍事干涉”。這一政策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就肇因于華府對中蘇兩國締結同盟條約前后的互動關係及其在國際政治上產生的后果的評估。

就北京戰略規劃而言，對美中在南海對峙及其后果的評估，不宜再囿于主權、民族尊嚴等層面，而應該置于中美戰略博弈的大棋盤中，仔細掂量斟酌，謀定而后動。因為美國對南海對峙及后果的評估，并非局限于南海這一彈丸之地，而是立足于亞太再平衡這一世紀大戰略。

倘若北京繼續執著于1947年國民政府在地圖上劃定的“十一段線”(1953年北京主動移除其中的北部灣、東京灣兩段線而成為“九段線”)，畢竟是一家之言，既無補于國際現實，更違反了國家崛起未竟階段對戰略規劃的期許。相對而言，華府是從世紀大戰略著眼。謀劃層面不同，高下立判。

如果中國堅持忍字訣，則在美中各自作出讓步以后，南海軍事對峙引發的滿天星斗可能風流云散。這一判斷有依據。中國GDP居世界第二， 是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引擎之一。中美兩國又是互補性的經濟格局。兩國往來十分頻繁，呈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國騰挪移位得 法，不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避免淪為世界矛盾的焦點，應該而且能夠做到。

況且，去年國際風云驟起，多地區爆發軍事危機。美國面臨多方位的挑戰，諸如從阿富汗撤軍、處理北韓、伊朗核問題、應對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挑釁，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衝突等問題，十分棘手。相對而言，美中關係仍然處于可調控範疇，缺乏矛盾突趨尖銳化的動因。

質言之，縱使華府假設今后同中國的結構性矛盾可能會凸顯，這一矛盾暫時卻不具備緊迫性，而世界其他地區爆發的軍事危機，即使不具有根本意義的性質，緊迫性卻不容忽視。據此，中國主動調整外交姿態，改善同美國的關係，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是合理而且有利的步驟。

如今美國作出了決策，勿謂言之不預也。在南海，美國實行軍事干涉的“大氣候”業已形成，只等“小氣候”出現了。一旦衝突爆發，北京就不能避免陷入以強敵為中堅的多國集團在南海結網以待、請君入甕的尷尬局面。或許屆時多國集團正巴不得中國海空軍闖進南海，然后聚而殲之。

經此一戰，不惟中國崛起之夢破碎矣，抑亦意味著今后數十年內中國與南海絕緣了，甚至會觸發內亂，觸發“外患觸發內亂，內亂招致外患”的惡性循環。“忍”與“不忍”僅一字之差，可是在大戰略運用層面上，卻標誌著驚人的差別。設若“不忍”，最終無非證明了這一決策註定了在中國崛起的關鍵節點，中國軍隊在錯誤的戰場同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究其底蘊，其實美國、中國都不愿意看到南海局勢演變至此。一旦出現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結局，可以斷言，得償夙愿的恐怕是日本、印度、越南和南海周邊國家。

古代韓信在大街上面對無賴的挑釁，甘忍胯下之辱，終究無妨日后成就霸業;而楊志不堪潑皮牛二的撩撥，拔刀相向，身陷囹圄，最終落草為寇。當前北京決策層感到困難的，決不是訴諸魯莽滅裂的行為，而是立志忍讓的決斷。中國在崛起的關鍵節點，更加需要的是“忍”字，才不致于入其彀中。這才顯出大英雄的本色。

文/薛理泰 來源：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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