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帝的名義?

如同很多競爭求存的舊時意識形態一般，政治化的伊斯蘭教也并非鐵板一塊?？v然伊斯蘭主義者大體而言都摯愛教法，其內部還是存在相當多的派系：遜尼派與什葉派;極端主義者與溫和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甚至還有帝國主義者。在西方，這種分歧已圍繞如下問題引發了一場爭論：在一些伊斯蘭主義與更激進勢力發生爭端的地方，美國及其盟友是否應當幫助溫和且務實的伊斯蘭主義。認為不應當幫助的那些人士，總體而言將伊斯蘭主義刻畫成是由其對西方的仇恨所聯合起來的頭腦簡單的勢力。那些認為應當幫助的人士，則將伊斯蘭主義的狀況描繪成內部四分五裂。

也門，什葉派胡塞組織的追隨者。(Reuters / Khaled Abdullah)

這樣的爭論了無新意，并且，一種意識形態的反對者往往試圖利用意識形態上的分裂，鼓動某場沖突倒向對其有利的一面。在整個西方歷史中，即便結果是多種多樣的，外部力量仍周期性地試圖運用這種分而治之的策略;它們的舉動時而擦槍走火。還是以宗教戰爭為例。這場久拖不決的沖突造成歐洲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支離破碎，隨后形成的一些異端主張流傳下來，與原初的教義競爭。新教以路德教之名起航傳播，但很快發展成為瑞士的慈運理教(Zwinglianism)和德國的再洗禮教(Anabaptism)，而在這之前就已開花結果，在法國發展出一個加爾文教版，在英格蘭發展出一個圣公教(Anglican)版。加爾文教信徒與路德教信徒之間為爭奪影響力而時常彼此傾軋，他們之間的敵意可能甚于兩者間任何一方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敵意。統治神圣羅馬帝國的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想盡辦法，不知疲倦地推動這樣的分裂。但最終，這一戰略要么未能削弱加爾文教信徒，要么未能阻止他們與路德教信徒在三十年戰爭中結盟。

因之，對外部人士來講，要害就在于，明察一些理論家是否傾向于反對激進主義，并知曉如何與他們交誼。成功做到這一點是有可能的。二戰后，美國總統杜魯門曾努力限制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在決定哪些西方的歐洲左派政黨可能成為美國盟友的過程中，他展示了至關緊要的靈活性。他恰當地得出結論：意大利的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是鐵板一塊，他們在支持蘇聯和反對美國倡議的馬歇爾計劃時是團結一致的。杜魯門轉而與基督教民主黨人結交，在1948年幫助他們贏得了一場關鍵選舉。但在法國，杜魯門意識到社會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并與他們達成交易，這促使法國成為美國的一位難以相處但坦率真誠的伙伴。

外部力量這種或明或暗的干預，是久拖不決的合法性危機的另一個決定性特點。大批外來參與者或是通過幕后動作或是通過運用軍事手段，卷入到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當中，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沖突只是此類爭斗的最新一輪。大量此類外部干預遭到一些人士的批評;特別是，批評人士認為，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在利比亞發動的作戰象征著替天行道之類征討的不理智爆發，而這些征討逾越了審慎治國方略的邊界。但實際上，對一個大國來講，動用武力去改變或者保留另一個國家的政權是正常舉動。對意識形態斗爭而言，外部干預并非是無關、荒謬且可以回避的補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過去五百年里，這樣的干預發生了超過兩百次，其中的絕大多數是在諸如折磨今日中東的那種區域性合法性危機爆發期間進行的。

由這些類別的斗爭推動形成的強烈極化，有助于解釋何以干預是如此普遍尋常。意識形態方面的沖突通常會加劇社會分裂，乃至相較于與他們沒有共同道德標準的同胞，人們對與他們擁有共同道德標準的外國人會更加忠誠。這些沖突非常容易令民眾和國家與外國參與者，特別是與那些強大到足以為他們或者他們的對手帶來優勢地位的參與者，形成或敵或友的關系。并且，對外國參與者而言，他們會將這些類別的危機，視作結交新朋友或者阻止新敵人出現的機會。

具體進行干預的國家力量在沖突中并不需要收獲宗教上的利益;有時候物質上的利益已經足夠。也有時候，意識形態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算計結合在一起，推動干預發生。比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期間，遜尼派控制的沙特阿拉伯派遣軍隊進入巴林，幫助制止了一場什葉派叛亂，由此既遏制了什葉派伊斯蘭教的勢力范圍，也牽制了什葉派控制的伊朗的力量。稍晚些時候，伊朗介入敘利亞，支持阿薩德政權反擊遜尼派反叛武裝，而假如這些反叛力量贏得勝利，他們或有可能令敘利亞與沙特阿拉伯結盟。類似這樣的進展令人憂懼不已：中東將涌現越來越多膽大妄為、受意識形態驅動的政權，它們執意要破壞地區秩序。比如，一些觀察人士擔心，假如伊朗獲得了核武器，它可能將這些武器用于傾覆中東地區不確定的平衡，甚至會挑起一場巨大的災難。

歷史并未就那樣的憂懼提供簡單判斷，但它確實表明，一個政權可以既是意識形態的，也是理智的。一個由理論家執掌的政權或許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目標，比如建立一種全然迥異的秩序。為實現那些目標，這樣的政權或許會運用理智的手段，當進攻的代價變得太過昂貴時就選擇退卻。但也可能偶爾不按傳統地緣政治中成本收益算計的常理出牌。

三十年戰爭期間，一個被稱為巴拉丁(Palatinate)的德意志公國的作為可用來解說上述兩種可能性。該公國的執政者是好戰的加爾文教信徒，力求結束天主教在神圣羅馬帝國以及全歐洲的主導地位。他們一再試圖拼湊反對天主教強權的新教徒聯盟，屢次派遣軍隊幫助法國和荷蘭的加爾文教信徒。但在十六世紀的多數時候，他們的算計中包括了意識形態和理智的良性混合：遭遇強大的哈布斯堡王朝足夠多的回擊以及新教同儕的麻木不仁時，他們就選擇退卻。但隨后，波西米亞(臣屬于神圣羅馬帝國，由天主教信徒統轄)的加爾文教反叛者懇請巴拉丁執政者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向哈布斯堡王朝發起挑戰，并擔任他們的國王。弗雷德里克接受了，并在1619年宣布波西米亞屬于他自己，盡管此舉招致哈布斯堡王朝強烈反擊的風險顯而易見，并且事實上大多數歐洲新教徒拒絕公開支持他。果然，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了弗雷德里克的軍隊并乘勝追擊，劫掠了巴拉丁，并鎮壓了那里的新教。這些事情構成了三十年戰爭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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