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到以后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反映了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經濟和資金實力的既期待又害怕的矛盾心理。期待的是希望中國能成為幫助解決危機的“白騎士”,害怕的是失去他們原有的在世界治理結構中的話語權和投票權。中國的領袖們一再在國際場合上表示,中國尊重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無意挑戰現有的世界經濟治理格局。
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曾多次指出,擺脫當時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有效辦法,是應該把世界市場上的多余資金引向幫助新興國家發展基礎設施。但林的呼吁在美歐引不起反響,現有的市場經濟結構,和世界經濟治理結構無力也沒有興趣來完成這一任務。
現在,中國表示愿意去做,愿意承擔風險,這是為什么當中國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議時,得到了大部分亞洲國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世界銀行行長歡迎的原因。
需積極面對各種挑戰
從以上這幾個方面看,可以說“新絲路”戰略對中國經濟、新興國家,乃至世界經濟都是全新的,有重要意義的。但正因為它是一種全新的戰略,在建立和執行具體的步驟時,將會面臨著國內和國際的各種困難:
首先,和長江經濟帶戰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不同,“新絲路”戰略是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戰略,主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地區是在海外的“新絲路”地區,首先需要考慮的是當地是否需要這一投資,是否已經有條件實施這一投資,而不像國內的區域發展戰略,是中央(有時甚至是發改委)說了算,只要爭取到國家批文,列入國家計劃就成功了。
這是國內規劃和實施區域發展戰略的傳統做法,但從海外看,“新絲路”戰略即使規劃得再好,但如果項目所在國不愿合作,如何實現?特別是還不能僅僅考慮現任政府的政策和態度,“新絲路”地區大部分國家的政府會每隔四五年就要選舉換屆,如果下一屆新政府改變政策,如近幾個月在斯里蘭卡所發生的情況,中國原先的規劃就可能會落空。
其次,過去的30年中國是外來投資的接受者,中國只要考慮創造吸引外來投資的政策條件;現在中國是新興國家的外來投資的提供者,中國在投資進入前,必須考慮投資的政治風險、資金風險、投資環境,以及項目對當地的生態環境、人文環境的影響等。沒有當地的支持和積極性,任何一個項目都很難成功。在“新絲路”地區,很多國家還沒有進入政治穩定階段,更缺乏良好的投資環境。
三是,即使當地有投資需要,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但市場上可能有多個投資者競爭,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日本、韓國,甚至美國、歐洲的投資者。投資的接受國會從各投資者的優勢、劣勢等各方面來比較。
特別是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往往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關系到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變化,所以有些項目可能不會僅僅從成本低、貸款容易、經濟效益好考慮。甚至有些政府,可利用多個競爭者的競相投標,壓低標價。如泰國政府在高速鐵路投資項目上,既用中國壓日本,也用日本壓中國。
四是,一些歐美國家,也是投資輸出國,盡管他們一貫對新興國家的基礎設施不感興趣,但當看到中國開始動真格的,要建立新的多邊銀行時,他們會感到疑慮和擔心,害怕這一步一旦開始,西方就會失去了在這方面的支配權。所以會想盡各種方式來抵制或拖延新銀行的建立和“新絲路”戰略的實施。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必將此上升到是西方對中國的圍堵,并采取反制措施,從而重新落入冷戰時期的惡性循環。
正如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認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最后作用,是經濟發展中的大趨勢。從長期看,新興國家有基礎設施的投資缺口,中國有滿足這一需求缺口的供給,這是任何力量也擋不住的。
五是,中國的“新絲路”戰略和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的措施,是中國的新戰略、新措施,但必須看到它是有阻力、有困難、有風險的,無法肯定它一定能夠成功。中國缺少在國際上進行多邊合作的經驗,中國國內的有些學者至今還在把國際合作的基礎——普世價值,看作為是對中國具有敵意的西方觀念,可以設想,未來多邊合作的建立和順利發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新絲路”戰略的成功,要通過一步一步的操作具體顯示出來,而不是中國自己說了算的。如果它是符合國際社會需求的,它就是有競爭力的,就能在雙軌制的框架中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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