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文明沖突與全球倫理之可能

全球化已經不可阻擋地席卷了全世界。這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的全球性關聯，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正如當·布朗寧（Don Browning）描述的那樣 — “通過毫無約束的資本、跨國性勞動力的流動以及國家之間自由貿易的形式，資本主義得以全球性的傳播。”另一方面是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本流通與信息溝通愈發便捷，超越了傳統疆界的限制。今天，我們所觀察到的宗教復興現象具有了全球化時代的很多特色——某些方面恰好是對全球化的反應。

首先，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日益緊密的同時，更明確地凸顯出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這不僅反映在發展的速度，更反映在對現代化、世俗主義等價值的認知。

必須承認，所謂現代社會的世俗主義是歐美（基督教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的結果，由于西方社會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強勢而演繹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即使如此，就如同現代化在全世界發展的不平衡狀態而出現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一樣，在世俗化問題上，各個國家采取的策略也有很大的不同。盡管目前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政教分離的架構，還是有一些國家依然是政教合一的體制，有些政教分離國家的政黨也有濃厚的宗教背景。需要認識到，政與教不是那么容易分離的，即使在政教分離已經寫進憲法的美國，總統就職宣誓還是把手放在基督教的《圣經》上。

在前現代的歷史上，宗教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政治、軍事、藝術以及民眾的社會生活，不但世俗化無法在短時間內真正根除宗教的影響，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福利制度以及社會化方式都帶著宗教的色彩或繼承了傳統宗教的智慧，這就是貝拉所謂的“第二倫理語言”。而在今天，“原教旨主義”的出現一方面吸引了某些擔心世俗主義價值將會摧毀其固有的生存方式的信徒，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某些致力于挽救現代道德危機、期望宗教道德責任復興的人群；在現代化過程中失意的群體、失敗的國家往往從宗教那里尋求動員的力量以及在強國面前得到自我存在的證明。

第二，全球性人口流動，帶來了宗教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流動和宗教發展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傳統上，伴隨西方國家在非洲、美洲和亞洲等廣大地區的殖民主義運動，使得基督教超越了地域限制成為世界性宗教。而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來自亞非拉人口向歐美國家的大規模移民，也改變了全球文化和宗教的流向。超出意料的情況就發生在世俗化的歐洲，當大量的新移民從中東、北非等地區進入歐洲國家以后，這些國家寄希望通過文化“大熔爐”來同化外來移民的想法遭遇到了挑戰。在除去東歐的歐洲主要國家中，現在有幾十萬、甚至數百萬在文化、宗教及語言傳統上完全不同的新移民，他們多數已經成為移入國的公民。顯然，關于歐洲是世俗化的說法今天需要調整了，因為也許不少基督教教堂的信眾仍在減少，但是不能忽略歐洲很多國家有越來越多新建的清真寺和虔誠地在清真寺祈禱的人口。

第三，現代化的世俗主義強調的普世價值，諸如自由、民主和平等，但是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令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普世價值受到挑戰。顯然，當全球化拉近來自不同文化、語言、宗教以及歷史傳統的人群，通過互聯網瞬間傳播的超越地域的各種信息，會使某些小事情惹出大事端的機率越來越頻繁。圍繞著普世價值出現了矛盾的現象：某些屬于私人領域的宗教行為往往與某些公共政策相沖突，比如戴頭巾的事件；某些個人自由表達會冒犯其他人認為具有神圣性的東西，比如用漫畫來諷刺宗教領袖。

冷戰結束之后，亨廷頓以“文明沖突論”警示世人，強調文明、族裔認同意識在未來世界事務中將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凸顯宗教信仰、文化傳統所導致的稱霸與反霸沖突將日益尖銳化。“9. 11” 事件發生后，“文明沖突論”更是不斷地被人們論及。早于亨氏的“文明沖突論”，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體系理論中揭示了，產生于16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來就是一種特殊文明，但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范圍的擴張，這種“特殊文明”通過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被逐漸普遍化，并且在普遍化的過程中異化為一種維護“中心”利益的意識形態工具，其實質就是實現中心國家文明模式的普遍化，最終導致世界性的文明沖突。因此，需要反思的是一種單一的發展模式如何被普遍化，成為當今世界不能挑戰的意識形態，而并不在于渲染不同文明、宗教傳統之間的所謂“沖突”。

顯然，由多元的、具有差異性的文明參與的全球化過程，本身就造成了當代文明內部的一種矛盾和張力。任何一種文化中都有其認定的、受到宗教支持的“天經地義”的價值，這里難有優劣之分，然而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這些天經地義的價值又往往具有相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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