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的臆想成克格勃最大軟肋

蘇聯作為當時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出于強烈不安全感和最終決戰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設定，一直著手為“最后的斗爭”做準備，并在尋找帝國主義國家顛覆自己的證據。根據米特羅欣檔案，克格勃曾在20年代向駐羅馬情報站指示“現在英國是可能不久就要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的組織者。西方國家正在對我們形成包圍圈。在東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你們的任務就是提供有關文件和秘密材料，以供我們了解英國的具體計劃”。

1930年代，斯大林懷疑英法在執行禍水東引政策。1940年代，他又在懷疑英美不想進行第二戰場登陸，讓德蘇把血流干。1960年代，安德羅波夫認定美國和西方情報機關在背后策動了布拉格的背叛。1980年代，莫斯科斷定北約正在組織對蘇聯進行先發制人核打擊的“瑞安”計劃。這些設想的共同點，就是都來自領導人的臆想。

實際上，陰謀論本身就有自我暗示的效果：一個人怎么想，他看到的就會是怎樣。蘇聯體制以不鼓勵獨立見解出名，情報機關自然也不例外。一線情報人員的任務只是把所了解到的一切信息上報中央，不可妄添解讀分析，以免干擾上層的判斷。

在這種情況下，克格勃便會提供上層想看到的情報，對于無法納入陰謀論中的情報則予以無視。一再堅持德國即將入侵蘇聯的駐美情報員險些被貝利亞據斯大林的指示槍決，數日后德國人的如期入侵才拯救了他。堅持認為捷克事件背后沒有西方情報機關策動的克格勃少將奧列格·卡盧金被投閑置散，他獲取的相關美國機密文件被總部直接銷毀。盡管1980年代所有倫敦克格勃官員都懷疑北約是否存在立即核打擊蘇聯的可能，但仍然每兩周向總部上報北約準備進行核進攻跡象的報告……

有趣的是，蘇聯對于外敵威脅的強烈意識，也傳染給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克格勃失望地發現，對于模仿自己建立起一套安全機關的南斯拉夫、越南、朝鮮等國，它都極難滲透。這一點也得到了格魯烏軍官回憶錄的驗證：1960年代格魯烏下級軍官最希望被派駐的地方就是北京大使館，只有在這里，可以在使館高墻內數年無所事事，又不用擔心前途受到影響。

更有意思的是，蘇聯體制本身具有自我退化作用，這對克格勃也造成了“一蟹不如一蟹”的后果。第一代領導人中，列寧與捷爾任斯基分別是俄國與波蘭貴族出身，其他主要領導人除了斯大林以外，也多為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非常了解。在1930至1940年代取得最大成績的克格勃“大特工”，也都成長于沙皇統治時期或國外，在西方世界生活、交際十分自如。

此后，體制自我培養的官僚逐漸占據了高位，他們滿腦子都是蘇聯教育灌輸的套話，對蘇聯以外的世界一知半解，卻還強不知以為知。蘇斯洛夫堅持要在也門這種只有沙漠和部落民的地方建設社會主義，烏斯季諾夫要出動蘇軍驅逐阿富汗子虛烏有的美國煽動勢力，完全印證了“現實如果不符合理論，那就修改現實”這句笑話。對西方政治懵懵懂懂的總部甚至提出要招募美國國務卿萬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不可能實現的任務。這種偏執的觀念使得下級不得不寫報告以配合最高層的想象，否則就會因工作不力而遭到貶斥。

由于上級越來越無法判斷情報工作的質量，克格勃開始使用編制年度計劃、填寫繁復表格等方式來考評特工。這使得許多間諜開始利用蘇聯體制的封閉性，用從西方開放社會中獲取的公開信息作為重要情報來搪塞，或者是將克格勃資助的歐美小報報道的造謠信息作為巨大工作成績上報。

相比判讀或影響西方的政治決策，克格勃發現偷竊“客觀的”西方科技要容易得多。除去眾所周知的原子彈技術，米特羅欣檔案顯示，1979年蘇聯一半以上的國防工業都依靠克格勃從西方獲得的科技情報。蘇聯在東德、捷克情報機關的配合下，打入西方的大學、研究機構、大公司，竊取了包括AWACS（機載雷達系統）、F/A-18“大黃蜂”戰斗機的雷達、B-1“槍騎兵”轟炸機的圖紙（蘇制圖-160“槍騎兵斯基”的設計即來自前者）等絕密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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