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崇尚精神價值及其表現

俄羅斯民族對于財富的觀念很淡漠。《俄國社會史》的作者米羅諾夫認為，“農民的傳統思想否定任何形式的資本利潤”[15]。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民主派的自由主義改革最后以失敗收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主張大大削弱國家的作用，把改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市場這只“萬能的手”上，忽視了俄羅斯人最為珍視的公平、正義等古老的價值理念。

(一)注重精神需求，輕視物質享受

去過俄羅斯的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體會：俄羅斯人生活很拮據，但看芭蕾舞或聽音樂會時，人們總是衣著講究，精心打扮，有些人還會給自己喜歡的演員獻上價格不菲的鮮花。俄羅斯的二戰(zhàn)老兵在世的已經為數不多，他們中的很多人生活并不富裕，但都精心保存自己在戰(zhàn)場上獲得的各種勛章和獎章，每年5月9日紅場閱兵式上，他們胸前一排排的勛章和獎章是最耀眼的風景。《俄羅斯文化史》的作者格奧爾吉耶娃說過：一枚以東正教圣徒的名字命名的勛章就足以讓無數的俄羅斯士兵義無返顧地馳騁疆場，為俄羅斯帝國建功立業(yè)[16]。

俄國有著頒發(fā)獎章和勛章的悠久歷史，1698年彼得一世首次在俄羅斯創(chuàng)立了勛章獎勵制。圣安德烈勛章、圣涅夫斯基勛章、格奧爾吉勛章和弗拉基米爾大公勛章都是沙皇俄國給予有出色戰(zhàn)功的軍人的獎勵。

蘇聯時期這一傳統繼續(xù)發(fā)揚光大。蘇聯黨和政府頒發(fā)的勛章和獎章數量之多，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能與之匹敵。比如“金星”獎章和“鐮刀和錘子”金質獎章、列寧勛章、勝利勛章、紅星勛章、蘇沃洛夫勛章、庫圖佐夫勛章等。在蘇聯時期，僅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獎章的就有兩萬人之多。在這些榮譽的激勵下俄羅斯人民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把俄國從一個手扶木犁的國家建設成了能生產核武器的超級大國，蘇聯成為國際格局中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

普京執(zhí)政后的俄羅斯又部分恢復了蘇聯時期的勛章和獎章制度。2001年4月普京總統頒布命令，授予一名普通擠奶工二級“祖國榮譽”勛章，2013年5月1日，普京總統授予5名俄羅斯人“勞動英雄”金制獎章。在一個推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國家里，普京用獎章，不是獎金，來宣揚勞動光榮的傳統價值理念。當然，普京的這個決定還喚起了俄羅斯人心中對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的無限懷念。

(二)恥于言利，輕商抑商

馬克思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是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基礎的。他在寫給薇拉·查蘇利奇的信中說：《資本論》反映的是西方的實際情況，因此并非總能適用于俄國[17]。的確如此，東正教不可能促成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在東正教的莫斯科傳統中，“經商”歷來不被看作正途。俄羅斯1993~1994年推行“證券私有化”時，相當大一部分人把證券拿去換酒喝，而同樣進行“證券私有化”的捷克，95%的證券持有者都把證券轉換成了投資券。這固然與兩國的具體政策設計不同，但兩個民族性格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18]。

米羅諾夫在《俄國社會史》一書中告訴我們：“19世紀中葉，農民認為出賣上帝的恩賜——糧食是犯罪行為”，“農民還不能接受把錢當作資本，借錢帶利率，還錢付利息的做法。認為高利貸者是覬覦親人的財產。”[19]俄國農民放棄“錢不是資本”這一傳統觀念的過程異常緩慢，到1915年依然有許多農民對信貸機構持觀望態(tài)度，當問他們“是否準備參加信貸合作社”時，他們通常會嘆息著回答：“不，上帝保佑，我自己還過得去。”[20]

資本主義在俄國從來都倍受排斥。俄國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核心理論就是俄國有自己特殊的發(fā)展道路，可以擺脫資本主義的腐蝕，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而直接建設俄羅斯式的村社社會主義。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作品里，資產階級成了欺騙、暴力、殘酷和犯罪的代名詞，“成了黑暗的王國”。

這也是誕生在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在落后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實踐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后俄國政權機構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正是原先的村社農民成了蘇維埃的主導力量，成了國家的領導階級，恥于言利，輕商抑商的東正教傳統在沒有東正教的社會里得以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在蘇聯解體的1991年，無論在哪一次支持葉利欽的群眾集會上，從未看到“資本主義萬歲!”，“政權歸資產階級!”等口號標語。葉利欽本人在歷次綱領性的演講中，也從未說過要把“資本主義”當作他在俄羅斯推行“結構改革”的最終目標[21]。

(三)仇富心理

俄羅斯民族仇視資本主義聚斂財富的心態(tài)，在蘇俄政府對待所謂的富農和耐普曼的政策上表現得非常突出。19世紀上半葉，在農村，那些富裕的農民被稱作“吸血鬼”，1861年農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中脫離村社的成功者被稱為“富農”。俄語“富農”是個貶義詞，指吝嗇、守財奴、善于鉆營的人，指那些沒有貴族身份而靠倒騰買賣暴富的人。俄國農民內心深處的愿望就是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轉歸村社所有。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農民開始希望奪取所有私有土地，不論是地主的，還是脫離村社的農民的，再將其轉交給村社[22]。在俄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始終沒有提出過土地個人私有的口號。

蘇俄時期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發(fā)展資本主義和斯托雷平改革發(fā)展私人農業(yè)的徹底否定。蘇聯農業(yè)集體化運動開始后，蘇維埃政府沒收富農財產，宣布消滅富農階級。富農中有的被當作反革命而遭逮捕，關押到集中營甚至槍決;有的被驅逐流放到國家的邊遠地區(qū)。經過全盤集體化運動，原來100萬戶左右的富農到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不足6萬戶了[23]。

新經濟政策時期產生的耐普曼同樣沒有逃脫被鎮(zhèn)壓的命運。耐普曼在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各種文件中泛指工商業(yè)領域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成分，總是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相提并論，是被排擠、驅逐、消滅的對象。列寧始終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向資本主義的退卻，在新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過程中蘇維埃政府就曾加強對耐普曼的打擊和排擠[24]。1922~1924年間，有一半共青團員退團，抗議向資本主義過渡，有許多老布爾什維克為此痛心疾首而燒毀黨證[25]。蘇聯工業(yè)化開始后提出了消滅資產階級耐普曼的口號，認為全部私商都具有投機性質，完全抹掉了合法與非法、投機與正當貿易之間的界限。到20世紀30年代初，隨著蘇聯農業(yè)集體化和工業(yè)國有化的大規(guī)模展開，耐普曼就整個地從蘇聯社會階級結構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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