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復興？

到了20世紀末期，曾引人矚目的伊朗革命模式的復興并沒有產生預期中的后果，“伊斯蘭復興”漸漸不再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但近年來，媒體上關于“伊斯蘭復興”的呼聲又起，這實際上源于兩個變化。一是伊斯蘭傳統核心區域的西亞北非政治變動，引發宗教因素成為國內政治和地區政治中的重要變量，另一個是在歐洲一些傳統上伊斯蘭教影響極小的國家中，穆斯林人口急劇增加，伊斯蘭教對社會公共生活的影響不斷顯現。

自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20世紀中期以來形成的中東地區政治格局受到重創。雖然有人曾預測這是中東各國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序幕，但是在序幕拉開之后，我們看到是舊的秩序已經崩潰，但是新的時代遠未到來。在這種無序狀態下，教派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因素都開始對各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發展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在這一背景之下，以伊斯蘭現代主義和改革主義思路對社會進行改造的思路雖然自19世紀以來持續存在，今天也依然有穆斯林思想家為此大聲疾呼，但是在現實層面卻影響甚小。試圖以改良主義的方式在固守啟示的經典和適應現代變動的世界之間找到一條適合的道路，至少在目前的伊斯蘭世界是沒有現實出路的。相反，政治混亂和社會無序使得伊斯蘭思想激進化的潮流非常明顯，也為極端主義組織的滋生和蔓延鋪墊了沃土。宗教經典當中一些詞句被斷章取義、一些陳規陋習被生硬復活。伊斯蘭教不斷為各種激進和極端力量所利用和綁架，隨之而來的極端主義行為的表現也日趨增多。像“博科圣地”、ISIS之類的極端主義組織，不論其做法多么驚世駭俗，但是無法否認其成員自認的穆斯林身份，無法無視其政治動員和招募過程中動用的宗教因素。伊斯蘭教由此成為很多人眼中的異己，在令人警惕的他者形象上越走越遠。所謂“溫和的大多數”并沒有發出、或說沒有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

而對西方世界來說，上世紀中后期的伊斯蘭復興帶來的更多是慣有政治邏輯被悖逆后的震驚和不解。到了今天，所謂“復興”卻已與其自身的命運休戚相關。伊斯蘭教近幾十年中在全球發展迅速，無論是在非洲、亞洲、歐洲還是美國，伊斯蘭教信仰者的人數都在快速增長。根據美國皮尤調查公司“繪制全球穆斯林人口地圖”項目的數據，2009年穆斯林人口已有16億，占全球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全球有57個國家的大多數居民為穆斯林（即所謂“穆斯林多數國家”）。在傳統上沒有穆斯林人口、或者是穆斯林人口比例極小的多個歐洲國家里，伊斯蘭教都已經成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

對歐洲人來說，伊斯蘭復興已經不單純是發生在遙遠的東方世界各個穆斯林國家中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思潮，而是自身的切身體驗。不僅僅是不同的信仰、膚色和語言，還有與歐洲人生活方式大相徑庭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加上伊斯蘭教內部一些較為激進的力量不斷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態，對原居住區居民的生活習慣提出非議和干涉，讓歐洲人對所謂多元化的社會前景充滿了憂慮。在一些穆斯林移民尚在苦苦尋找與新社會環境的相處之道的同時，歐洲人更擔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進主義會波及自己的國家，擔心穆斯林移民的種族、文化和宗教影響會改變自己原本種族和文化上較為單一的社會，擔心穆斯林會橫掃歐洲，把倫敦變成“倫敦斯坦”（Londonistan），把歐洲改造成“歐拉比亞”（Eurabia）。對不少歐洲人來說，身邊的“伊斯蘭復興”直接引發的是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整體性的負面認識，是聞伊斯蘭和穆斯林就色變的“伊斯蘭恐懼癥”（Islamophobia）。

西方世界的伊斯蘭恐懼癥背后有其更為深層的原因。歐洲需要穆斯林世界和外來勞力維持現有社會經濟秩序，但本身的低生育率和社會福利體系已然面臨挑戰。有句阿拉伯諺語說：“駱駝一倒地，刀子就來了。”在19世紀的復興中，伊斯蘭世界似乎是頭倒地的駱駝，竭力想要重新站立。而今天的歐洲，似乎恐懼自己就要變成那倒地的駱駝，人數漸多的穆斯林及其影響，已經成了他們所憂心的那把刀子。

誰之復興？何種復興？

對西方來說，目前伊斯蘭在各個領域內影響的增大很可能是對自身的威脅。但是，即便從穆斯林自身的角度來說，與伊斯蘭教有關的種種熱點話題也并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復興。實際上，拋開快速增加的信仰者人數，伊斯蘭世界無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處于頹勢。要擺脫18世紀后期以來不同地區的穆斯林所面對的困境、走向真正的發展，似乎還非常遙遠。而且以何種方式來達成復興、達成誰定義的復興，這一切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當然，無論是主張以清教主義來凈化社會和信仰的賽萊菲派，主張根據時代需要對經典進行重新詮釋的現代主義者，還是那些以偏狹刻板的做法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極端派，都承認應該以早期傳統為樣板，從而達成某種復興。這一樣板的主要源于《古蘭經》和先知圣訓。但是，無論是截取《古蘭經》和先知圣訓的片段，作為復興的樣板，譬如按照穆罕默德時代的方式去吃飯穿衣做買賣，還是在更高層次上領會穆罕默德行為中所蘊含的公平、仁愛、寬恕等美德，并以此作為信仰和生活的指導；無論是效仿早期穆斯林社團在遭受不信道者迫害時的寬容忍耐，還是強調與麥加人戰斗時的殺伐決斷。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全球16億穆斯林中恐怕沒有統一的意見。

盡管作為穆斯林世界宗教權威機構的埃及教法判令機構近日發表聲明，認為“年輕人中激進與極端思想的產生原因，主要是他們個人以閉門造車的方式，未加甄別地閱讀和學習了一些宗教書籍，或者從一些宗教學識淺薄之人的身上獲取宗教知識”，呼吁“年輕人對宗教知識的學習和獲取務必追根溯源，并按照系統而嚴謹的教學大綱，在可靠的學者和教授的調教下虛心求學，細心掌握得以完成”。但是自近代的復興運動以來，宗教學者作為宗教經典權威解釋者的壟斷性地位已然受到沖擊，能夠解釋經典、成為復興運動先鋒的，不再只是此前歷史上的諸多宗教學者。信仰者內部對于同一問題的看法日漸多樣是不爭的事實。這既為更為開放和寬容的解釋留下了空間，自然也讓狹隘和極端的解釋大有作為。

因此，在今天穆斯林世界多種多樣的聲音中，我們會看到，有人認為真正的伊斯蘭國家，只能是一個以宗教的內在信仰和普世精神為基礎的國家，而不是強調教法學著作中的條條框框、僅僅規約外在行為的國家。還有人提出只有讓宗教與國家實現機構性的分離，達成國家的宗教中立，才能讓沙里亞在穆斯林的生活和伊斯蘭社會中發揮積極和啟發性作用。有人認為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實現自身所在國家的伊斯蘭化是復興的必由之途，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只有打破現有國際體系，建立全球穆斯林統一的哈里發國家，才是唯一合法和理想的伊斯蘭政體。同樣，有人認為任何以國家名義強制推行伊斯蘭教法的做法，都與伊斯蘭的真精神相悖，因而不可能憑借這一方式建成真正的伊斯蘭國家；還有人提出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實施沙里亞的原則是一種危險的政治潮流，這不僅與沙里亞的本質相矛盾，也與國家的本質相矛盾。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只有全面地強制執行伊斯蘭教法才是實現真主在大地上的統治的唯一路徑。

雖然從解放黨到ISIS之類的組織都提出了建立宏偉的全球統一的哈里發國家的設想，并以實際行動對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提出了挑戰，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體系中以國家的形式恢復早已沒有明確地理范圍的穆斯林烏瑪，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哈里發國家，以宗教來統攝政治、法律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無疑于癡人說夢。這沖擊的不僅僅是全球上百個非伊斯蘭國家組成的政治格局，沖擊的更是50多個以穆斯林人口為多數的國家，沖擊的是全球十多億穆斯林當中，并不甘愿按照這些人的樣板來生活的那些穆斯林。

復興意味著從低谷中的上升，意味著衰落之后的再次興盛。西方所言的伊斯蘭復興，更多恐怕是對自身衰落的一種恐懼。而從伊斯蘭世界的現實來看，經歷了20世紀中期世俗化的潮流之后，確實有更多人采取了更加符合伊斯蘭價值觀的生活方式。但是，這是否是真正的復興？又是誰的復興？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作為傳統伊斯蘭教核心區域的西亞北非政治無序、經濟凋敝、沖突頻繁、民生艱辛。在擺脫了近代歷史上幾個伊斯蘭帝國的束縛之后，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現代伊斯蘭民族國家，不斷地碎片化。政治上的亂局讓成千上萬的穆斯林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流離失所，卻給了宗教極端主義力量前所未有的表演場。對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大多數穆斯林來說，要追求今生和來世的吉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興，似乎還很遙遠。

文/王宇潔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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