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邏輯也曾是上世紀初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們更是長期被國家的內憂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們在國民政府臥底，收集政治、軍事情報，甚至成為顛覆政府的武裝力量的朋友，或者成為他們的“地下工作者”。

對于二戰后的主流美國來說，蘇聯和納粹德國在內政制度上，有著許多相通的地方；而蘇聯陣營“解放全人類，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對方看來，就是有武力輸出革命打上門來的潛在戰爭危險。冷戰雙方思維方式完全錯位，雙方的感覺是雞鴨互不相通的。而這個時候，一場導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籠罩在世界末日可能來臨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機密成為二戰后最焦慮的事情。在蘇聯擁有核武器之后，1962年蘇聯暗自在古巴部署導彈，最大射程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幾乎涵蓋美國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華盛頓。預警時間只有五分鐘。蘇聯還同時在古巴部署了轟炸機。雖然危機最終在十三天內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但是，在當時的美國哪個敢保證，核武沖突，卷進雙方陣營的各個國家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一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鮮戰爭之后，威脅就更為現實了。美國當時的中小學，常規的突發災難訓練之一，就是核彈爆炸了怎么辦。

與此相對應的是，蘇聯間諜的一大目標，就是包括核機密的軍事機密。

柏特麗的自首只是一個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問題，蘇聯一方面對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過柏特麗，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間諜網。她和蘇方沖突日劇，開始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聯系人也確實在建議“擺脫她”。就在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的一個間諜，美國共產黨黨報的編輯Louis Francis Budenz，因為信仰改變已經自首。這終于推動柏特麗也走出向聯邦調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決定隱下柏特麗的自首，讓她轉而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以獲得更多蘇聯在美間諜的情況。這個決定自然是一個最高機密。可是，FBI還是通知了盟友英國情報部門，誰知英國新建的對蘇情報部門負責人費爾比（Kim Philby），恰是為蘇聯服務的雙面間諜。他向蘇聯通報，蘇聯立即切斷了和柏特麗有關的一切聯系。直到1963年費爾比逃蘇，柏特麗自首被暴露的謎底才算揭曉。在當時，這個最高機密如此輕而易舉就立即泄了密，對FBI帶來的恐懼和刺激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美國發現自己的司法制度，要處理核時代的間諜危機，顯得十分軟弱。核武時代，外部威脅千萬倍暴長，但是，要給間諜定罪卻難上加難。

柏特麗交出的間諜名單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聯邦政府的雇員。這個名單和FBI掌握的一些間諜，以及伊戈·哥薩柯提供的名單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從一開始就判斷這是一個真實名單。這個判斷在蘇聯解體之后、在一些前蘇聯情報官員的回憶中，也再次得到證實。

可以想象，假如是在蘇聯陣營，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蘇聯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紀初就大規模演出過，對于清洗制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沒有什么約束和顧忌。立國之初，美國就建立在一個非常理想化的治國理念上，打算讓民眾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盡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法案，十條中就有五條涉及被告權利，其中第五條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中自證其罪”。因此，在美國給間諜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報的時候當場拿獲，否則很難說服陪審團，不可能按照一個人的揭發舉報就定間諜罪。根據“第五條”，你也不能強制他坦白，所謂“自證其罪”。美國法庭上，被告、證人說“take the Fifth”（采用第五條），是經常可以聽到的一句話。

所以，柏特麗間諜名單上的一百五十人，絕大多數在審前的大陪審團面前、在國會聽證會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數人則宣稱自己無罪。其結果是一樣的，就是無法定罪。也就是說，這些人不僅不能懲罰他們，還必須照常讓他們在原單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聯邦政府雇員。假如單位把他們調離原來能接觸敏感資料的位置，他們反過來可以告工作單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寫過柏特麗故事，書名是《聰明女孩：伊麗莎白·柏特麗》（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書的副標題直接點出柏特麗事件的要害，這是“一個引向麥卡錫時代的間諜”（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為什么這么說？

因為在一籌莫展的焦慮中，麥卡錫似乎是指出了一個折中的解決方案。

文/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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