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是從西方國家被蘇聯間諜大規模滲透的暴露而開始的。
雖然伊戈·哥薩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國，畢竟是個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薩柯文件的整整兩個月后，類似的事件也在美國發生了。1945年11月6日，一個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的美國女間諜領導人伊麗莎白·柏特麗（Elizabeth Bentley）向美國聯邦調查局自首。哥薩柯事件尚在調查，又在美國本土炸響這顆炸彈，確實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牽出了一大群為蘇聯工作的美國間諜。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麗是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移民來自英國，1933年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學習英語、意大利語和法語等三種語言的獎學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參加了法西斯組織，又在男朋友的影響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個端頭。1935年，她加入了美國共產黨（CPUSA）。
1938年，柏特麗在紐約找到一個和意大利語有關的工作，這個工作單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組織的活動。她向自己的共產黨組織匯報，主動要求做一個臥底間諜，組織上派給她一個間諜領導人格羅斯（Jake Golos），他是蘇聯內務部（NKVD）在美國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格羅斯移民美國后，在1915年加入美國國籍。柏特麗和格羅斯很快有了戀情。直到兩年之后，她才知道格羅斯是為蘇聯工作，換句話說，這時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蘇聯間諜”。
美國是一個容許外國集團合法政治游說的國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順地在為外國政府工作。為了把間諜行為從合法行為中嚴格區分出來，1938年美國通過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負責執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羅斯登記了自己作為外國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來，格羅斯就在更為嚴格的法律監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樣掌控龐大間諜網，顯然就不“安全”了。于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漸轉給了柏特麗。就這樣，柏特麗成了代號為“聰明女孩”的蘇聯在美最重要的間諜網領導人。情報內容也大量是美國的軍事情報。
凡事離不開“時間、條件、地點”。那是一個非常困擾的年代。
柏特麗后來自己也寫了書，名為《解除束縛》（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個作家Kathry S. Omsted為她寫過傳記：《紅色間諜女王》（Red Spy Queen）。在這本書里，這位傳記作家稱這一大批間諜為“浪漫理想主義者”（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說沒有道理。
他們大多為一個絕對平等的浪漫共產主義理想所吸引，這個理想上世紀初在美國也曾隨著工人運動而聲勢強大，也因理想在蘇聯取勝而振奮。但共產主義在美國仍然并非主流，有著對它的各種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二次大戰開始，美蘇成為盟國盟軍并肩作戰，這樣的反對聲音就幾乎自動消失了。
1948年8月柏特麗在聽證會上
不論從理論還是現實，我們直到現在好像常常還是只能用兩分法——左和右——來描述復雜的政治關系。這是一個定義含混的劃分。尤其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好像蘇聯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勒這樣的就是“右”的代表。那么英美這樣的民主國家算什么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極左”、“極右”兩端，難道英美和納粹當歸為一類，只是“溫和”與“極端”的差別嗎？
二戰結束之后，德國的納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至少暫時消退了，不再成為一個威脅世界的國家力量。卻立即出現冷戰對立雙方，也就是對立的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至少從理論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著二戰似乎續上了一個新的“左、右”對立關系，我總覺得是“something wrong”，哪里肯定不對了，至少是簡化了歷史。但是，這至少對于蘇聯陣營的宣傳是非常有利的。好像是蘇聯陣營原地不動，順理成章保持原來“反法西斯陣營”名號，而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理所當然地因與蘇聯對立，而被送到原來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產主義學說的人們，邏輯很容易就順過來：一個在法西斯倒臺后就接著和我們對立的，不是又一個法西斯還能是什么？更何況，列寧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學說，不僅是理論，已經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必定”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國主義”。
仔細想想，這個定位概念，對二戰之前的西班牙內戰以及佛朗哥政權的復雜性，起了重要的現實范例的作用。西班牙在內戰前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在結束君主制之后，開始民主選舉，可是卻沒有一個成熟的社會和政治理念在背后支撐，結果一方選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絕對無法接受的，國家就在兩極跳躍中推向極端，最終在野一方感覺連安全可能都無法保證。1936年左翼選上之后局面大亂，最終在議會的一名右翼議員被殺之后，導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內戰其實是二戰前發生在一國土地上的國際大戰。共產國際動員了全世界（包括中國）的成員組成國際縱隊支持西班牙共產黨，美國支隊成為主力，許多美國人血灑西班牙；而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卻因為交戰雙方都是它們所不贊同的極端，因而按兵不動沒有介入。西班牙內戰對美國左翼帶來的強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難以解釋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當時的西班牙國內政局，僅從表面上看，包括共產黨的左翼是通過民主選舉執政的，而佛朗哥是一個得到法西斯國家軍事支援的右翼政變。所以，共產國際舉的是保衛民主的大旗，共產主義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號在這一點怦然結合，因而，才能夠在全世界吸引如此眾多的理想主義者，愿意死在和他們毫不相干的戰場上。而內戰后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層復雜：事實上佛朗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卻并不能畫等號，佛朗哥的西班牙不僅在二戰中保持了中立，尤其在后期，還實際幫助了盟軍，甚至為德國猶太人的逃生大開方便之門。在二戰后，西班牙是對外開放的。美國政府看到這一點差別，二戰后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開始關系逐步正常化。可同時佛朗哥在國內仍然鎮壓左派。在美國共產黨眼中，美國政府戰后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實了美國將走向帝國主義的列寧理論，暴露了資本主義和法西斯為一路的真面目。蘇聯人有這樣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心理上就比較順理成章。問題是一大批美國左翼怎么辦？他們不信任自己國家的理念，認為站在愛好和平的蘇聯一邊是正義的，陰差陽錯，就有一批人成了蘇聯的臥底間諜。雖然美國蘇聯一度是盟國，可他們當然一開始就知道為外國政府盜取自己國家的情報，這是違法的。在冷戰開始后，這就更明確是與自己國家為敵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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