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伊斯蘭歷史意識的回歸

蘇聯解體前夕伊斯蘭教在中亞開始復興。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全面推行“新思維”政策。與此相適應，蘇聯對宗教和宗教組織幾十年一貫制的嚴格管理與監督出現失控，長期受到壓制的中亞伊斯蘭教呈迅速發展之勢，許多人開始嚴守伊斯蘭教規，甚至一些共產黨員也恢復了宗教信仰。1988年下半年，蘇聯政府對宗教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放棄了對宗教復蘇的遏制政策，改為對話、疏導與合作。1990年2月，蘇共中央做出決定取消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伊斯蘭組織乘機擴充勢力，表現出強烈的參政意識。宗教開始滲透到政治領域，并對社會發展進程施加影響。

這一時期伊斯蘭教在中亞地區復興的主要表現是：中亞居民對伊斯蘭教表現出高漲的熱情，去麥加朝覲的人數顯著增多，伊斯蘭上層和教職人員中加入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青年知識分子對伊斯蘭教和本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表現出濃厚興趣，禮拜、封齋、飲食禁戒等伊斯蘭教禮儀和傳統習俗被穆斯林普遍遵行;各種宗教設施和宗教學校大幅增加，大量開放、修復和新建清真寺;宗教團體、教職人員的數量明顯增多，伊斯蘭教書籍被允許出版發行，由于官方的伊斯蘭機構無法滿足信教群眾的精神需求，非法“民間毛拉”大量存在;出現宗教政黨，1990年6月，在俄羅斯阿斯特拉罕市成立全蘇伊斯蘭復興黨，之后在中亞地區也出現了該黨的基層組織，其中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有眾多成員，并成為該國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塔吉克民主黨、“拉里—巴達赫松”協會、烏茲別克“比爾里克”人民運動以及哈薩克的“阿拉什”等黨派組織也都帶鮮明的民族宗教色彩;中亞穆斯林開始與境外伊斯蘭運動建立聯系，伊斯蘭教高層人士與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運動領導人之間建立起私人關系，并獲得了大量的資金援助。

蘇聯解體前夕中亞伊斯蘭教復興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出現了宗教極端主義的苗頭：首先，狂熱的穆斯林開始關注伊朗伊斯蘭革命和阿富汗“圣戰”，例如在塔吉克出版的《伊斯蘭真理》雜志曾大量刊載霍梅尼的作品和言論;其次，一些中亞加盟共和國的伊斯蘭教宗教人士開始接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國伊斯蘭運動以建立伊斯蘭(神權)國家為思想基礎的原教旨主義政治綱領，有的神職人員不僅煽動宗教情緒，還公然號召進行“圣戰”，以推翻當時的蘇聯國家制度;最后，一些穆斯林開始有過激行為。1988年在塔什干的一次集會上，激進的穆斯林亮出了象征伊斯蘭教的綠色旗幟，甚至有的地方發生了圍攻和毆打無神論宣傳教育人員的事件。

中亞五國獨立后，伊斯蘭教在中亞開始全面復興，復興分為三個階段：1990～1993年，伊斯蘭教迅速傳播，并影響了政治進程;1993～1995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抬頭，中亞各國開始監督宗教的活動;1995年以后，伊斯蘭極端主義擴散，與政府發生沖突。

隨著中亞各國的獨立和對伊斯蘭的認同，參加伊斯蘭會議組織的活動，特別是強調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傳統文化，中亞各國的民族傳統文化很難與伊斯蘭教分開，強調民族的內容實際上也就在無形中把宗教再度引入人們的社會生活。無論是“伊斯蘭的形式，民族的內容”，還是“民族的形式，伊斯蘭的內容”，這一轉變必然導致“伊斯蘭”在社會生活中重新居于重要的地位。這種對中亞伊斯蘭歷史文化的自豪感成為獨立初期宗教復興的重要原因。在極度高漲的民族和宗教的歷史文化熱情推動下，人們對于伊斯蘭的再度接納是狂熱的、虔誠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激進的。

從伊斯蘭教在中亞的本土化過程考察宗教極端勢力的歷史根源，可以發現，當伊斯蘭教成為中亞居民根深蒂固的信仰之后，極端的宗教思想，或者非伊斯蘭教本原的“異端思想”的出現，往往每一次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第一次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第二次是20世紀20年代的“巴斯馬奇”運動;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宗教極端主義。這三次帶有宗教極端性質的歷史事件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均處于歷史變革、政局動蕩時期;第二，均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第三，均帶有暴力色彩;第四，波及面都很廣。中亞的伊斯蘭教是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宗教，伊斯蘭教在中亞的本土化是在持續不斷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紛爭中實現的，它的宗教教派容易受到政治利益的驅動，也容易政治化。這種容易受到政治影響的、外來的宗教，在經歷了幾百年后、中亞五國獨立之初的復雜局勢中，由掀起伊斯蘭復興浪潮，到極端思想泛濫，最后衍生出極端的、恐怖的宗教組織。

本文選編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蘇暢老師的《中亞宗教極端勢力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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