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Surprise)

因為人類生態系統是如此復雜而不確定，有些變化是任何模型都無法預料到的。無論我們為突發情況做出多少預先的考慮，仍然會有一些情況是我們無法預料的，對于這些情況，蘭斯·剛德森(Lance Gunderson)稱之為“生態意外”。颶風卡特里娜就是這樣一場生態意外。盡管我們擁有十分精密的氣候模型、堤壩的強度模型和風暴模型，無人預測到這樣一場巨大的風暴 – 更不用說是氣候、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颶風之后發生的種種事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是這樣一種意外：當時歐洲人普遍感到一個和平、繁榮和和諧的新時代就要來了。并非所有的重大的生態變化都屬于“生態意外”，有些僅僅是生態循環中，進入保存這個環節時，任何大的擾動都會使得系統的狀態發生重大的改變，這些就并非是意外。不過，因為系統本身有不可預測性，意外總會發生。

概念討論的小結

我尚不成熟的看法是，一個文化或政權在思考如何管理其生態環境時，如果傾向于考慮生態環境中期(medium-term)的可持續性、抵抗力、多樣性和富余，那么這樣的文化和政權在大的生態變動面前，一般所承受的損失會比較小，這樣的文化和政權也能夠存在更長的時間；相反，如果一個文化和政權的思考或是意識形態忽略甚至壓制這些概念的話，那么生態變動帶來的人的災難會更大。人類學者和生態學者已經開始收集被他們稱作是TEK（傳統環境生態知識）這樣系統的例子。在這樣的系統里，人們對于可持續的資源的使用和維持生態系統的抵抗力有一定的認識，這些認識和更加現代和科學的認識是很相似的。當然，這些傳統知識和現代的看法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這樣的不同使得兩種思考中很多形式上和實質的特點都呈現出不同。這個不同就是，現代的看法認為，這個世界，或是任何的人類生態系統，都可以被重新創造，重新設計，重新開發，以使得這個系統的某一個重要變量最大化。這個變量，可以是大躍進時期的鋼鐵產量，文革時期的畝產量，或者是那些綜合的量度 – 比如工業產量，個人收入。這種現代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了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這類的意識形態，認為社會組織的系統可以被簡化為階級斗爭，認為生產系統可以被簡化為工業產出，并且認為這些系統都可以量化。現代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僅把舊的系統看做是對于人類幸福的阻礙，是統治階級的自私和貪婪的結果，更重要的是，現代的意識形態認為舊的系統是建立在民俗(folk)的知識和信仰之上的，這些民俗的知識沒能吸收科學的成果，因此也就是低下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這些社會實驗的失敗是霍林所謂的“一流科學”的失敗，即通過操控少數的變量，管理和控制整個世界的簡化的努力。有些諷刺的是，我和我的同事們 – 我們都相信、實踐科學 – 正在進行的工作是減弱簡單化的“科學”給這個世界帶來的傷害。

作為結語的一些個人思考

西方的歷史學家，政治學者，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有那些跨文化的環境學者，這群研究中國的人們似乎在過去的十五年內才開始關注中國與環境這一問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但是，我感覺他們看待環境，只是把它當作一系列需要關注并亟須解決的問題，而非把環境當作一個嶄新的視角，用來系統的解釋中國演變至今的過程和啟示。中國政府和各國的環境評論家都在孜孜不倦的關注這些問題和它們的短期解決方案。中國的官員、學者、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也都積極地參與這方面的國際合作。這些當然都值得贊揚。但除了少數系統性思考問題的人（比如 伊懋可和斯密爾），他們仍需把他們所掌握事實和數據放到一個生態系統的理論框架內，才能展示所有事情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我在這篇文章里已經做了一些案例上的嘗試，或許它們今后會被吸收到一個更全面系統的理論框架中。

不過同時，就像生態學對生態本身的意義那樣，在這里，對中國研究的群體，我有一個更宏大的目標。我期望為如何理解中國近來的歷史和當今的困境開啟一個新的對話。我認為在大多數學術著作中，生態變化的影響都被低估了。即便是楊大利的《中國的災難與改革》一書（書中關于大躍進的觀點跟我一致），其索引中也沒有類似”森林“，”生態“，或”灌溉“的條目。 但顯然正是因為大躍進帶來的生態系統變化，因為它引發了自適應周期的反向動力，才會有三千萬人死于饑荒，水土流失和濫伐森林才會在如此多的地方出現，中國才會損失比以前多得多的物種多樣性。而正是因為這些生態系統的變化和它們的次生影響，如饑餓、當地集體組織和官僚體系的解體，中國才會走上改革之路，文革中也才沒有嘗試類似規模的變革。

至于文革，我淡化了它的生態影響。但實際上文革也帶來了很多生態系統變化，尤其是通過“以糧為綱”的糧食政策。該政策導致了三大砍伐中的第二次大砍伐，并引發了整個西南地區的陡坡發生毀滅性的水土流失，還有一些愚蠢的工程，例如夏竹麗(Judith Shapiro)描述過的滇池圍湖造田工程。這些都是大躍進時期大規模改造環境政策的自然延伸，并持續到后毛時代的改革時期。

此外，我們在中國很多地區看到的，無論是從華北平原這個大尺度的例子，還是從小得多的白烏溪河谷這個例子，在大躍進的劇烈變動之后，整個生態系統進入一個持續性壓過斷裂的時期。追求高產而不顧其它系統影響的政策從六十年代初期，文革，一直延續到了1990年。在政策層面上，中國從發展主義的無節制的開發和資源破壞，轉向關注資源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系統的恢復力，這個過程發生在整個九十年代。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開始時期并沒有發生這樣的轉變。從1957年到1990年代中期，政策基本上在說：“去他媽的生態和可持續，我們要的是先富起來。”政策層面的關注自90年代中期起逐漸加強，但實施一直落在后面。這個現象更多的與社會經濟體系而不是生態系統本身有關，但它展示了兩者的緊密聯系。

我不認為中國注定會成為一個充滿了有毒空氣和人造食品的國度。我認為明智的預防和調適舉措，不論是為了應對全球的氣候變化，還是為了應對持續的工業化和發展，可以使中國從現狀逐漸轉變到一個可以為全體居民提供合理生活質量的生態穩態。但這要求我們不僅為了生態系統本身而了解它，還要重視生態系統對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正常運轉的作用。中國，或者其它國家能否做到這點，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目前我們必須采取的第一步，是要理解這個現象，還有那些用來描述它的語言和概念。

撰文：郝瑞（Stevan Harrell）翻譯：劉博宇 本文選自《東方歷史評論（環境史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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