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央宣傳鼓動部一方面重視反美宣傳，另一方面不忘將不利于這種宣傳的因素徹底剔除。1949年7月26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向馬林科夫報告，表示支持蘇聯武裝力量總政治部（Глав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提出的將杰博林（Г.А. Деборин）所著的《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的國際關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一書從蘇聯各圖書館中清除的提案。[15]蘇聯武裝力量總政治部在提案中指出，該書“含有大量的嚴重政治錯誤，千方百計地粉飾英美在二戰(zhàn)期間的政策，掩飾英美遲遲不開辟第二戰(zhàn)場的真正原因，夸大英美在戰(zhàn)勝德國法西斯中的作用，貶低蘇聯的貢獻和作用……”。不難理解，提案中所指的《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的國際關系》一書對英美在二戰(zhàn)期間作為的描述，顯然是不符合此時如火如荼進行的反美宣傳的基調的。這表明，在蘇聯所進行的文化冷戰(zhàn)背景之下，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所主導的這一場宣傳攻勢，一方面要極力塑造美國的敵人形象以激起蘇聯民眾的警惕性與對美國的敵意，另一方面則要極力掩蓋與清洗對反美宣傳不利的信息。

除了上述反美宣傳措施，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策劃與掌控下，從1949年到1951年，密集的反美宣傳活動和措施一直在延續(xù)。除了上文已經提到的外，還有諸多具體措施。例如，1949年3月19日蘇聯作家協會在給馬林科夫的報告中稱，正準備寫作有利于揭露美國真面目的劇本《高爾基在美國》（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要求相關機構給予支持和合作。5月17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向蘇斯洛夫報告，作家馬克·威廉姆斯（Мак-Вильямс）的《哀傷之地》（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準備由外國文獻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列入早就策劃好的反美著作清單的。6月22日，中央宣傳鼓動部給馬林科夫的報告稱，經審查后認定，《美國的勞動與資本》（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一書可以出版，可用來揭露美國工人階級和黑人的現狀，暴露美國關于“美國生活方式”宣傳的虛偽性。[16]中央宣傳鼓動部同一天呈送給馬林科夫的另一份報告稱，經過審查和改正不足后，《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法西斯地緣政治學說》（Фашистская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一書可以出版。該書主要內容是批判“反動性質的法西斯地緣政治學說，并揭露美帝國主義者利用其作為意識形態(tài)基礎來謀求全球霸權的擴張計劃”。

在組織密集的反美宣傳的同時，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對宣傳品的質量也有著相對嚴厲的管控，即并不是所有的反美題材作品都能輕松獲得其首肯的。如1949年6月23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在給蘇斯洛夫的報告中稱，經過審核，認為米納耶夫（В.Н. Минаев）的“旨在揭露美國間諜機關犯罪活動”的《美國蓋世太保》（Американскоегестапо）一書充滿了作者的“想象與杜撰”，因此不宜出版。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著名作家愛倫堡的作品上。1949年9月22日，中央宣傳鼓動部在給蘇斯洛夫的報告中，同意作家出版社提出的愛倫堡創(chuàng)作的揭露美國生活方式的小說《美國之夜》（НочьАмерики）中的諸多缺點與不足，并支持作家出版社提出的該書稿只有在修改后方可出版的建議。[17]在筆者所掌握的檔案文獻中，有不少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否定反美題材文藝作品的事例。以上兩例說明，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領導下的反美文化宣傳，不僅攻勢凌厲，而且務求質量上乘，既要求數量龐大、方式多樣，又對這些作品的內容與方向有著嚴格的管控，盡量避免充滿杜撰與想象或者內容不夠深刻具體的作品問世，以免帶來反作用。

三、結論與思考

限于篇幅，筆者難以繼續(xù)羅列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操控下的蘇聯反美宣傳活動。這種熾熱的、有組織的反美宣傳活動，在1949年達到頂峰后逐漸降溫。

如今再來回顧與評判這段歷史，首先可發(fā)現，此一時期蘇聯所進行的激烈的反美宣傳，帶有蘇美兩大陣營之間爆發(fā)冷戰(zhàn)這一鮮明的時代特色。這種時代特色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蘇聯反美宣傳的方向、內容與程度。就直觀而言，冷戰(zhàn)爆發(fā)后，美國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將蘇聯的意識形態(tài)乃至蘇維埃制度描繪成“邪惡”的負面形象，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需要對此進行意識形態(tài)反制。企圖借助大規(guī)模的反美宣傳，以各種方式和載體來證明美國統(tǒng)治集團及其內政外交的腐朽與落后，這樣便可以間接證明美國及其政治制度的對立面——蘇聯及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與正確性。這是冷戰(zhàn)爆發(fā)給蘇聯帶來的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挑戰(zhàn)。

從本文的視角——文化冷戰(zhàn)來看，這種以宣傳和鼓動為方式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有別于此時蘇美圍繞柏林問題以及朝鮮戰(zhàn)爭等問題所進行的激烈的政治角逐與強硬的軍事對峙，是一種非直接接觸的軟較量和軟競爭，即在文化層面上的對抗。它借助于大眾傳播媒介，進行選擇性的宣傳報道來影響民眾心理，進而使其作出有利于本方的判斷，并進而采取相關的舉動。具體到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所推動的文化冷戰(zhàn)，就是在大力進行蘇聯愛國主義宣傳的同時，一再掀起反美宣傳的高潮，通過強化宣傳與鼓動，在蘇聯民眾的心理與潛意識中造成美國是蘇聯人民的“敵人”這一思維定勢，那就是像法捷耶夫所說的：“（美國）經濟危機前的狀態(tài)、壟斷統(tǒng)治、法西斯主義、文化和社會風俗的腐化和墮落、勞動人民生活貧困、種族歧視、為軍國主義服務的科學、媒體腐敗、犯罪率增長、對外政策的侵略性以及為達成此目的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盟友之間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以及必然導致的分裂。”。

引人注目的是，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主導下的以蘇聯普通民眾為受眾的反美宣傳，是以整個蘇聯的政治動員與社會動員為前提的，而且發(fā)動了整個蘇聯的意識形態(tài)體制與文化體制，進行了一連串的、全面有序的宣傳鼓動攻勢來貫徹“反對美國”這一宗旨。在此起彼伏的宣傳攻勢下，黨政機關、社會團體與普通蘇聯民眾，從上至下，要么主動投身其中搖旗吶喊，要么通過不斷表達政治立場的堅定與正確來被動唱和。從總體上說，得益于與外界高度隔絕的蘇聯政治環(huán)境，而且在“具有豐富經驗和光榮傳統(tǒng)”的中央宣傳鼓動部領導下，借助于被壟斷的大眾傳播媒介手段并充分利用行政資源，發(fā)動一波接一波的強勢宣傳攻勢，一方面實現了以蘇聯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的蘇維埃文化的營造，一方面利用這種反美宣傳在民眾心理中完成了“敵人”形象的構建。[18]筆者認為，這相輔相成的兩面都達到了預期效果，對于此時的反美宣傳而言是成功的。

進而言之，這種被宣傳出來的“敵人”形象，在蘇聯民眾心理中強化了對美國的負面印象，并由此導致對美國的普遍厭惡與憎恨心理，構成了這一時期蘇維埃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這一特征的實質，就是上文言及的美國統(tǒng)治集團及其內政外交腐朽與落后的反面——蘇聯政治體制的合法及政治文化的合理。從這一點來看，文化冷戰(zhàn)的勃發(fā)與興盛，足以印證蘇美之間所進行的是一場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的全方位的總體對抗，雙方不僅采取各種措施對抗，而且都試圖在文化層面與意識形態(tài)上為這種對抗尋找合理性與合法性。從這一層面可以如此理解蘇美文化冷戰(zhàn)爆發(fā)的邏輯：雙方在國際舞臺上進行政治、經濟對抗的同時，還在進行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文化的輸出與對抗。圍繞這種輸出與對抗，各方不僅要積極論證本方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文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而且要極力否認對方的合法與正當，由此產生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文化上的沖突，這就是文化冷戰(zhàn)。

再回到這一時期蘇聯的反美宣傳，可以看到，相對于以后蘇聯的反美宣傳活動，此時高潮迭起的宣傳浪潮不僅具有鮮明的突擊性，而且深深烙印了斯大林、日丹諾夫等人的個人特征與時代烙印。對反美宣傳以及整個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高度重視，可以從這一時期斯大林與日丹諾夫的多次演說中發(fā)現。而意識形態(tài)宣傳高潮退去之后的后斯大林時代，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再也沒有掀起如此高度和烈度的反美宣傳活動。同時，電視等新興大眾傳播媒介的出現也迅速改變了以報刊雜志為主的宣傳方式。蘇聯普通民眾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接觸機會的增多，也使得這種封閉式的宣傳活動所能達到的效果再也無法和以往相比。

文/趙玉明 《俄羅斯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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