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三者均推崇圣戰，但對圣戰的理解和武力的使用有差異。“基地”組織認為伊斯蘭處于各方面的威脅與攻擊之下，要求所有穆斯林在任何可能的時間和地點實施對外圣戰，是全球圣戰。哈馬斯雖主張圣戰，但認為它不是本組織先鋒義務的主要成分，而“基地”組織視其為本組織先鋒義務的主要成分。哈馬斯和真主黨武裝斗爭的主要對象是以色列，其軍事活動是有地域限制的。哈馬斯把其武裝活動限制在歷史的巴勒斯坦地區。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強調：“我們沒有意圖介入世界其他國家的事務”，“我們哈馬斯的戰場是巴勒斯坦土地，不準備把戰場轉移到被占領的巴勒斯坦地區之外。”而真主黨除了在黎巴嫩南部開展軍事反以行動外，其武裝活動觸角現還伸到了敘利亞。三者均發動自殺性襲擊行動，但“基地”組織襲擊行動的規模明顯要大得多。
盡管在上述諸多問題上，三者間既有交匯點，也有分歧之處，但在對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上，三者達成一致，即都持反對立場。哈馬斯稱中東和平進程是對巴勒斯坦事業的背叛，認為它是浪費時間。《哈馬斯憲章》第13條指出：“所謂的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和國際會議的倡議彼此沖突。一旦考慮伊斯蘭抵抗運動的意識形態，放棄巴勒斯坦的任何一部分就如同放棄自己宗教的一部分”，“對于巴勒斯坦問題，除圣戰外別無解決方案。任何倡議、方案、國際會議等都是浪費時間和小孩們的游戲。”真主黨也稱阿以問題的唯一解決之路是消滅以色列。法德拉拉批評政治解決方案是“想讓烏里瑪不僅放棄‘肉’，也要放棄‘骨’”。真主黨稱南黎巴嫩問題的解決不能同巴勒斯坦問題及整個阿以問題的解決分開。對于巴以和談的進展，法德拉拉認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無權簽訂允許猶太人霸占巴勒斯坦土地的協議，只要巴勒斯坦承認以色列，就必須反對。 “基地”組織反對與西方國家和以色列妥協，也對中東和平進程持批評立場。
（二）組織成員及主要活動
由于這3個組織許多方面處于秘密狀態，外界無法探知其內部狀況，只能根據一些資料信息略窺一斑。據以色列情報與恐怖主義信息中心（the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in Israel）2008年4月發布的報告，哈馬斯有2萬名武裝人員。哈馬斯成員主要來自巴勒斯坦人，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居多，但也有個別以色列阿拉伯人加入。真主黨約有正規軍3 000名，民兵1.2萬名，主要來自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基地”組織核心目前擁有大約200名成員，主要是阿拉伯裔“阿富汗戰士”，其核心的構成也向阿拉伯人以外的群體開放，現已成為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大本營，也有個別西方國家公民加入。就活動區域來說，哈馬斯主要在歷史的巴勒斯坦地區活動，加沙地帶是其大本營，在敘利亞、伊朗、黎巴嫩、也門、卡塔爾、蘇丹等國設有官方辦事處。真主黨主要活動區域在黎巴嫩的貝卡谷地、貝魯特南郊和黎巴嫩南部等什葉派聚居地區。“基地”組織初期的大本營在阿富汗，目前在也門、伊拉克和北非地區尤為活躍。
無疑，暴力活動是三者的重要活動方式，他們策劃、實施了一系列武裝襲擊，“基地”組織發動的“九·一一”事件更是世人皆知。但與“基地”組織主要采取暴力活動方式不同，哈馬斯、真主黨也開展了大量的政治和社會活動。早在20世紀90年代，哈馬斯就投身于巴勒斯坦地方政治之中，積極參加巴勒斯坦地方、行業公會、高校學生會選舉等。2005年，哈馬斯積極參加了巴勒斯坦市政選舉。2006年1月，哈馬斯參加了巴勒斯坦大選，獲勝并執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2007年6月加沙沖突后，哈馬斯在加沙地帶單獨執政。真主黨也是黎巴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80年代，真主黨主要從事武裝反對以色列的軍事活動。黎巴嫩內戰結束后，真主黨順應形勢變化，參加議會選舉，轉型為黎巴嫩國內政治舞臺上的主流政黨，扮演合法反對派的角色。2005年，由于敘利亞的撤軍，真主黨再次調整政策，開始全面參與黎巴嫩國內政治。在這一年的黎巴嫩議會選舉中，該黨獲14席，獲2名內閣政府部長職位。在2009年議會選舉中，真主黨獲得12席。在隨后建立的薩阿德·哈里里政府中，獲得了3個內閣部長職位。可見，哈馬斯和真主黨已是本國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在社會活動方面，“基地”組織很少（目前有個別分支也開始注意開展社會活動），哈馬斯和真主黨則都有社會分支，將大量資金投入到衛生、教育、宗教與福利這些社會活動中來。哈馬斯和真主黨的社會活動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意識形態、宗教方面完成扎克特（天課）的宗教義務和達瓦（da‘wa）的義務。二是為組織活動（包括政治選舉、軍事及為軍事活動提供后勤服務）創建支持者的基地。據以色列學者里烏文·帕茲（Reuven Paz）估計，哈馬斯約90%的工作是社會、福利、文化與教育活動。社會工作也是哈馬斯資金支出的主要部分。2004～2005年度，哈馬斯95%的年度預算投入到社會服務之中。真主黨的社會活動也涵蓋垃圾處理、生活用水和電力等民生、農業、學校、援助烈士、戰俘和傷員及其家屬、醫療、戰后重建等方面。
但哈馬斯和真主黨的社會活動也有一些不同。真主黨比哈馬斯行動自由，它建立了一些專門關愛傷亡骨干家庭的機構，如烈士機構（the al-Shahid Institution）、傷者機構（the Institution of the Wounded）等。而哈馬斯不同，它對傷亡的骨干家庭、囚犯的關愛是由達瓦委員會進行的。此外，真主黨還經營名為“建筑圣戰”（Jihad al-bina’，The Construction Jihad）的機構，在黎巴嫩全境（特別是什葉派地區）的建筑、農業、工業、公共服務等領域提出、實施大規模計劃。兩組織的社會機構在軍事活動中的作用不同。以色列學者埃亞爾·帕斯科維奇（Eyal Pascovich）分析道：“盡管哈馬斯的教育機構存在著鼓勵對以色列的仇恨、鼓舞烈士文化，但其學校課程包含正常的教育原則，強調宗教學習，而軍事行動與哈馬斯慈善委員會融為一體的例子非常少。雖然哈馬斯的達瓦與其他分支之間有聯系，但達瓦分支完全自治，其首要的目的是實現基于深厚宗教信仰與歷史根源的社會與宗教目標。應該強調的是，它鼓勵和支持反對以色列的軍事斗爭是間接的。真主黨社會活動的首要目的與哈馬斯是一樣的，但真主黨的軍事活動大部分存在于該黨的社會機構中，社會機構在真主黨抵抗以色列的斗爭中扮演著中心角色。”
（三）對外關系
三者與伊朗的關系引人關注。哈馬斯與伊朗關系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伊朗允許哈馬斯在德黑蘭開設公開辦事處，是其重要外部支持者，為其提供政治、道義、財政，乃至軍事支持，雙方形成了戰略聯盟關系。
真主黨與伊朗關系更為密切。真主黨的誕生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直接結果之一。真主黨的發展與壯大，一直得到伊朗全面支持，是伊朗實現其地區構想的工具。在真主黨官方網站上，霍梅尼和哈梅內伊分別被列為第一和第二精神領袖，霍梅尼的思想是真主黨的理論基石。在黎巴嫩南部真主黨的主要活動地區，霍梅尼的畫像和伊朗國旗隨處可見，足見伊朗對真主黨的影響力。已故真主黨精神領袖法德拉拉稱伊朗為伊斯蘭運動的根據地，他本人同伊朗宗教領袖哈梅內伊有30余年的友誼。其他真主黨領導人也多和伊朗關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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