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百周年。論傷亡和波及范圍，這場戰爭也許不如二戰那么慘烈，但它在歐洲人心中留下的陰影卻無以言表——所有人都癡迷于高速發展的現代世界，所有人都向往著大同社會，沒有人想到它竟然孕育著到那時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殺戮。

因此，緬懷的人們總會忍不住想起其中的人性閃光點，聊以慰藉。而流傳最廣的故事，當然是是1914年的圣誕休戰，就連英女王的圣誕演講都提到了它：這一年的圣誕節前后，整個西線出現了廣泛的非正式停火，雙方士兵跨出戰壕，聊天、贈送禮物、交換俘虜、埋葬死者、齊唱圣誕歌曲甚至舉行足球賽。實際上停火現象并不限于圣誕，而是在戰爭早期廣泛存在——但1914年的圣誕無疑是最讓人感到溫暖的一次。

如此美好的故事竟然是真的，這讓許多人感到驚訝，甚至是“重新恢復了對人類的信心”——不過，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樣，它有好幾種不同的講法。

絞肉機之外的一戰

1916年那場持續九個月的凡爾登絞肉機，導致雙方死亡人數達七十萬。但這樣的場景并不是貫穿整個一戰的常態。相反，戰爭早期一位英國參謀在視察前線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我）驚訝地發現德國人在我方步槍射程內走動，我們的人卻視而不見。我心里暗自決定，等我們管事兒的時候一定要杜絕這種事情，這絕不能放任。這些人顯然都沒意識到我們在打仗，兩邊看起來都是在遵循‘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這不是個案。這種相安無事的場景在整個戰線上的塹壕里四處開花，哪怕高級軍官在拼命阻撓，哪怕戰爭激起了嗜血的本能，哪怕殺人或被殺是起碼的打仗邏輯，哪怕上面想打破任何一場局部停火都輕而易舉。其最登峰造極的表現，就是1914年的圣誕節期。

我們都希望這個故事到此為止，成為人性的美好頌歌。但是故事的背后卻埋藏著很多問題：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什么人類二十萬年戰爭史上絕大部分時候都沒有出現這樣的場景？為什么如此美好的圣誕節到了1915年就只剩下殘跡、1916年往后更是無跡可尋？初期的一戰，究竟哪里不一樣了呢？

對此，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艾克斯羅德（Robert Axelrod）在1985年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博弈論。以下復述的，就是他在《合作的演化》一書中的觀點。

囚徒困境和重復博弈

想象一下你是一個德國兵，看到打對面兒來了一個英國兵。你有兩種選擇：朝他開槍，不朝他開槍；他也是一樣。你該怎么辦呢？

假如他選擇不開槍。那么你不開槍，雙方都沒事兒。你開槍，不但自己沒事兒還有可能把他打死。當然開槍好。

假如他選擇開槍。那么你不開槍，他沒事兒你冒風險。你開槍，倆人一起冒險，沒準你的火力能壓制住他甚至把他打死。當然還是開槍好。

結果就是雙方開始交火，就像一場“典型”的戰爭一樣。這其實就是一場囚徒困境，只不過雙方不是牢里的囚徒在選擇合作和背叛，而是戰場上的士兵。

相遇一次的囚徒，當然選擇背叛。但是如果兩個囚徒相遇多次呢？理論推演和實際模擬都表明，囚徒會“學會”合作——雖然背叛對方能獲得短期利益，但是合作卻能帶來長期利益。

當然，囚徒困境里假定的，是囚徒完全理性并有無限時間思考；而主導戰場上士兵行為的，通常是本能、訓練、勇氣和恐懼——更何況戰爭形勢瞬息萬變，“重復”的博弈幾乎不可能出現。但是在整個戰爭史上，出現過一次例外，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

塹壕里的博弈

第一次有案可查的自發停火發生在1914年11月初，是在德軍早期快速推進結束之后，雙方陷入戰壕膠著期的時候。這絕非偶然。

塹壕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雙方的基層部隊會近距離僵持很長時間，而且換防頻率不高。這在整部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場景——今天朝你開槍的那個英國佬，明天也會朝你開槍，接下來幾個月也還是會朝你開槍。或者不開槍。

而營作為前線的基本單位，大小也正合適：一個營滿編一千人左右，任何時候大約有一半的人在前線。步兵的吃穿都由營負責管理，營內所有的軍官以及相當一部分士兵都相互認識。這個單位足夠大，可以成為一段戰壕的穩定負責者；但又足夠小，能夠以各種直接間接的方式影響到其中每一個成員的行為。

因此，這實際上形成了一場重復囚徒博弈，而它很容易導向合作。雙方的策略十分接近于著名的“一報還一報”：你朝我開炮，我就反過來朝你開炮；但如果對方沒有明顯的敵對行為，我們也心照不宣地不公然向你們開火。1914年11月，一位軍官注意到，炊事員是在每天日落后把口糧送上前線，顯然對方也是選擇這個時機，以至于那段時間里根本聽不到槍聲——而炊事員返回連級野戰廚房的時候通常漫不經心有說有笑，卻也沒遭到對方的冷槍。

到了圣誕節，有些地段的塹壕甚至依靠喊話和舉旗形成了公然停戰。在某一段前線，每天早晨8點到9點被規定為解決“私人問題”的專屬時間，在幾個特定地點豎起了旗子，表明這里的人不應受到對方狙擊手的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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