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覺中的停滯和逆轉】

總體說來，1891年算是個承平之年，朝野和中外均沒有太多的大事發生。然而這年里的一些籌劃和決策，卻影響著歷史發展的未來方向。

這年6月4日，北京頤和園初步建成，慈禧太后開始巡幸這座美麗的夏宮，而宮廷內外，又開始籌備太后三年之后的六旬大壽。

朝廷花錢如流水，收入卻十分有限。兩年前，為了報效慈禧太后，醇親王奕譞委托李鴻章以建設海軍之名，在各地督撫中募集260萬兩巨資。本金存儲，利息用于頤和園的工程和維修支出。在醇王想來，修建頤和園，既能取悅太后，讓其歸政之后有個頤養天年的所在，也是讓自己的親生兒子光緒帝親政之后，毋庸與太后同住紫禁城，減少太后對朝政的干預。有人認為醇王庸碌，只會一味討好慈禧太后，其實并不盡然。作為皇帝的本生父，醇王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自從1886年春天在李鴻章陪同下巡閱海軍之后，對于北洋海軍建設，他也是費心的。

1887年12月9日，因醇王病重，慈禧、光緒詣醇王府視疾。奕譞將其巡閱海軍時慈禧所賜金如意交光緒，留言“無忘海軍”。他后來又多活了兩年，在他主持下，1888年正式頒布了《北洋海軍章程》，從此北洋海軍正式成軍。然而天不假年，醇王體弱多病，他在1891年1月1日（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奕譞死后，朝廷最高決策層中能真正理解并支持李鴻章建設海軍的，竟是沒有人了。

就在李鴻章一行巡閱北洋海軍之時，6月1日，戶部上奏酌擬籌餉辦法折，建議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只、機器暫停二年，所省價銀解部充餉。

李鴻章回津后，光緒帝頒布上諭：此次巡閱“周歷旅順等處，調集南北洋輪船會齊合操，并將水陸各營以次校閱，技藝均尚純熟，行陣亦屬整齊，各海口炮臺船塢等工俱稱堅固。李鴻章盡心籌畫，連年布置，漸臻周密，洵堪嘉許。著交部從優議敘。”這個褒獎，與停購船炮軍火的籌劃同時而來，前者是官樣文章，后者卻對北洋海軍建設產生了消極作用。

戶部的奏折頗出李鴻章意料之外。17日，李鴻章致函前駐日公使黎庶昌，批評戶部決策：

正在籌辦膠州澳，而適見農部裁勇及停購船械之議，正與詔書整飭海軍之意相違。宋人有言，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云節餉，國家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為謀者耶？

此后，他在寫給閩浙總督卞寶第、督辦東三省練兵事宜大臣定安、云貴總督王文韶、前河道總督吳大瀓等人的信中，亦作了類似批評。

清廷做出這種自相矛盾決策，顯示出親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其實原本是不成熟的，也顯示出翁同龢對他的影響力。

提出停購艦炮軍火建議的，是戶部尚書翁同龢。提議的理由，是“部庫空虛，海疆無事。”翁是同治、光緒兩任皇帝的師傅，作為保守正統的士大夫魁首，他對于李鴻章花巨款建設海軍，其實不以為然。他在政治上常常成為洋務派的掣肘，尤其缺乏世界眼光。他決沒有想到，這次停購外洋槍炮，竟會對海軍的覆沒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朝中不乏憂慮之人。8月23日，山東巡撫、幫辦海軍大臣張曜去世。臨終前，張曜作遺書謂：“撫東五年，沿海炮臺尚未修備，此北洋第一重門戶，竟不能躬睹厥成，曜身死心未死也，今一一托諸中堂（李鴻章），愿有以永固國家久遠之基。”

9月4日，清廷命慶郡王奕劻總理海軍事務，正白旗漢軍都統定安，兩江總督劉坤一幫辦海軍事務。這是在上年年底醇親王奕譞病逝之后，清廷再次任命總理海軍大臣，只是奕劻在影響力和品行上，距離醇親王甚為遙遠。

李鴻章為挽回戶部的決定做了什么努力，我們不得而知。從后來的結果看，戶部的建議被朝廷采納了。9月10日，李鴻章正式奏復戶部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折，稱：

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圣朝慎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詳閱部臣所議，既曰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固已深知外間事勢各殊，斷難一律。現經再三籌度，目前餉力極絀，所有應購大宗船械，自宜照議暫停。

在北洋海軍的發展中，上年春天還發生了瑯威理“撤旗事件”。李鴻章雖然堅持海軍的控制權不容外人干預，但英國為做報復，本年起停止接受中國海軍留學生，撤回在華擔任教習的其他英員，中英海軍合作陷于低潮。同時，瑯威理辭職離去后，北洋海軍的紀律和訓練也迅速松懈，對其未來的戰斗力，造成了直接的影響。對此，李鴻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本年北洋海軍訪日，雖然日方表面上保持著友好的氣氛，內心卻深受刺激。參觀“定遠”艦的日本法制局長宮尾崎三郎曾記述說：“同行觀艦者數人在回京火車途中談論，謂中國畢竟已成大國，竟已裝備如此優勢之艦隊，定將雄飛東洋海面。反觀我國，僅有三四艘三四千噸級之巡洋艦，無法與彼相比。同行觀艦者皆卷舌而驚恐不安。”這種觀點，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日本人的看法。深受刺激的日本隨之掀起了超常規加速擴充海軍軍備的高潮。

其實在更早的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大佐就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主張要在中國實現軍隊改革和歐美各國擁有遠征東亞的實力之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設想日本要吞并遼東半島、膠東半島、舟山群島、澎湖列島、臺灣以及長江兩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從內庫撥款30萬元，作為海防補助費。全國華族和富豪也競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數達到103.8萬元。這些資金被用作擴充海軍軍備。1890年到1893年4年間，日本軍費占國家財政預算的平均比重為29.4%，其中1893年達到32%。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軍擴張案。海軍大臣西鄉從道以俄國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中國發展海軍為由，指出日本必須迅速發展海軍，要求以中國艦隊和在未來戰爭中可能支持中國的英國遠東海軍為假設敵。1890年，新任海軍大臣樺山資紀進一步推算，認為中國軍艦總噸位已達64702噸，在造的新軍艦、魚雷艇、通報艦總計約達2萬噸；英國在遠東的軍艦噸位為33467噸，中英海軍共計達12萬噸。而日本海軍僅5萬噸，亟需彌補7萬噸差距。據此又提出海軍第八次擴張案。

在兩次擴張案中，共購買或建造了2439噸的“千代田”號、4160噸的“吉野”號、3172噸的“秋津洲”號巡洋艦、1584噸的“八重山”號通報艦。其中“吉野”購自英國，時速23節，是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加上專以對付“定遠”、“鎮遠”而設計建造的“松島”、“嚴島”、“橋立”，日本海軍的總噸位，達到近6萬噸。由于日艦艦齡較短，在設計時吸收了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許多性能上超過中國軍艦。中日海軍的力量對比，在1891年，中國還略占上風。但由于停止購艦，卻使日本后來居上，短短三年，形勢逆轉。中國在前些年里所積成的海軍發展優勢，基本上被從后邊窮追不舍的日本海軍拉平了。

在日本幕末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政界曾有“早期亞洲主義”的思潮。主戰“中日連橫”以抗西洋，1878年，經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動，成立振亞社。1880年11月，興亞會成立，其宗旨云，亞洲已成“碧眼人掠奪之地”，“白人無道”，亞洲人“同文同種”、“輔車相依”，理當同心同德共振亞洲。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國駐日外交官皆為其會員。1883年1月，興亞會改名為“亞細亞協會”。

1891年北洋海軍訪問日本時，亞細亞協會認為是“亞細亞之一大盛事，把臂開襟，不可無聯歡之契”，積極參加了接待工作，李經方還擔任了該協會的副會長。丁汝昌在日本海軍大臣樺山資紀舉辦的宴會上說：東洋兄弟之間如不團結，勢必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中日海軍應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西方列強。他說，何況我們擁有堅不可摧的艦只，它使我們擁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外來的威脅。這些外交辭令，和早期亞洲主義的觀點是很相似的。

然而在當時，中日能否真的共同攜手發展呢？如前所述，日本內部，也一直醞釀著“大陸政策”、“征臺論”、“征韓論”，乃至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他的對外政策意見書中，還提出在防守日本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之外，必須保衛“利益線”，并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與此相關的還有中國、琉球、越南、緬甸，標志著作為近代日本國策的以大陸政策為主體的亞太政策，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已經形成。

在這種氣氛下，日本內部出現了“后期亞洲主義”，主張“日本膨脹論”乃至“大東亞共榮圈”，提出覬覦中國領土的“保全支那”論；并與玄洋社、黑龍會采取合作態度，繼承日本浪人集團的侵略傳統，開展對中國實地調查，為日后侵略中國積累情報資源。學術界認為，“后期亞洲主義”出現的標志，是1891年7月7日東邦協會的成立，從此日本亞洲主義向著侵略亞洲方向亦步亦趨。當這天，恰是北洋海軍訪日，日本天皇接見丁汝昌的日子。當然，日本內部的戰略思潮嬗變并非在一天中完成，中國在維持軍事實力的前提下，保持和平發展的可能性不能說不存在，運用各種外交謀略和把控機遇，也可拖延兩國間爆發戰爭的時間。但是。如若中方在軍事平衡上出現偏頗，就會給日本創造時機。所謂國運相搏、所謂把握戰略機遇期，其實就是如此。

北洋海軍停止進口軍艦，卻為頤和園建造游艇。9月15日，天津機器局為頤和園建造“恒春”小輪船，經海軍衙門驗收，共用工料運費庫平銀9038.18兩。三年之后，1894年4月7日，李鴻章致函海軍衙門幫總辦章京傅云龍，提到前奉懿旨，新制小輪船，五月內可造成，屆時由通州陸運至昆明湖。直到今天，我們在頤和園還能看到兩艘輪船，一艘是大理石雕鑿而成的石舫，如果細看，不難發現，這石舫舷側，還帶有西式蒸汽船的明輪。而另一艘，就是北洋建造的小火輪。

風起于青萍之末。歌舞升平之中，中國失去了短暫而寶貴的三年時間。

三年易過。1894年，再逢北洋海軍三年校閱之期，也是慈禧太后正式慶祝六旬大壽的年份。5月29日，李鴻章上奏巡閱海口情形，稱西洋各國船式日新月異，“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后，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訓練，恐后難為繼。”

這個警告，幾個月后，不幸言中了。

文/姜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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