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故鄉(xiāng)”

字幕組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興盛的背后，是中國觀眾對海外影視文化作品的向往與追逐。這與上世紀80年代剛剛改革開放時國人對西方出版物的饑渴如出一轍。

廣東工業(yè)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翻譯家林青華在自己的微博上轉(zhuǎn)發(fā)了嚴鋒提出的關于中國歷史上四次翻譯高潮的觀點，他覺得嚴鋒的說法非常有新意，但并不認為“以盜版為主的這樣一種字幕組的翻譯能夠成為和擔當一次獨立的高潮”。

“或許可以作為‘文革’后翻譯高潮的一部分。”林青華向《博客天下》談論他的看法，“這兩次大規(guī)模翻譯之間相隔的時間并不長，而且兩者是銜接和互相補充的。”

“文革”后的上世紀80年代被認為是西方譯著在中國的一個黃金時代。一是走出“文革”禁錮的中國人突然釋放了巨大的閱讀需求；二是當時中國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所以基本不用考慮版權問題，只要翻譯完了就可以直接出版——這與現(xiàn)在字幕組的做法幾近相同。

林青華是當時西方譯著風行的見證者。“聽說哪部名著重印了，要徹夜在書店外排隊的。一開始是我們熟悉的一些名著重新再版了，后來一些我們不太熟悉的名著也不斷得到介紹，形成了一個出版高潮。”

對此嚴鋒也不陌生。他記得1978年5月1日是“文革”后第一次公開發(fā)售西方翻譯小說，有《悲慘世界》、《幻滅》、《一千零一夜》、《契訶夫小說選》等寥寥幾種，每人限購5本。為了搶購，當時還在讀初中的嚴鋒，在前一天下午4點就跑到新華書店去排長隊。

“在隊伍中，我看到了幾乎所有認識的親戚朋友。第二天上午11點鐘買到，回家后如饑似渴閱讀，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嚴鋒回憶，“這種新鮮的感覺，幾十年后只有通宵看《24小時》這樣的美劇能與之相比。”

在林青華印象中，80年代的西方譯著多以叢書的形式推出，動輒就是數(shù)十本。當時影響比較大的叢書有商務印書館策劃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來叢書”、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現(xiàn)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等。

如今擔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曾做過“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這套書先后推出了《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弗洛伊德著作選》、《日本為什么成功》、《馬克斯·韋伯》等西方譯著，被認為教會了一代中國人如何思考。

“現(xiàn)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幕后推手是甘陽。1985年，剛剛北大哲學系碩士畢業(yè)的甘陽懷著把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學術文化成果大規(guī)模引進中國的構想，與劉小楓、李銀河、陳平原、陳嘉映、周國平、徐友漁等人成立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編委會最初的計劃是做雜志，后來改成了翻譯西方學術名著。他們編譯的很多作品都成了暢銷書，其中僅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本就賣了10萬冊。

幾乎是一夜之間，人們認識了弗洛伊德、薩特、尼采、韋伯、博爾赫斯、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知道了存在主義、格式塔、荒誕、熵、新三論……一個被禁欲太久的國度重新回到琳瑯滿目的世界時，恨不得一口把世界吞掉。

這種對外國讀物的翻譯風潮一直持續(xù)到90年代初。1992年10月，隨著中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中國對西方譯著的引進速度才慢了下來。當時在花城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林青華，參與策劃了一套“20世紀外國文學精粹叢書”，這套書原定40本，最后只出了18本，因為再出就需要購買國際版權了。

“直到現(xiàn)在一些出版界以及媒體的朋友，都還認為那套書在國內(nèi)出版界是比較令人眼前一亮的出法。”林青華說，“別的圖書都是出大部頭，只有那套書是小冊子，且都是第一次譯介到國內(nèi)的作家，他們中有三四位后來還獲得了諾貝爾獎，像帕斯、奈保爾等。”

林青華認為80年代的圖書翻譯跟現(xiàn)在的字幕組翻譯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時的翻譯是體制內(nèi)的翻譯，而字幕組的翻譯完全是自發(fā)性質(zhì)的，“很大程度上讓我們社會的需求、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了翻譯的范疇”。

這是兩次對國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強大沖擊和影響的翻譯風潮，它們有諸多不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即字幕組的翻譯跟80年代的翻譯有著幾近相同的基因——都規(guī)避了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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