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作戰概念的研發機制

戰爭形態和戰爭制勝機理的演變，是美軍作戰概念體系深入發展的根本動力。美軍是一支善于總結經驗教訓、注重理論創新，并能大膽地將新理論用于實戰的軍隊。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美軍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概念研發機制，其作戰概念的創新和提煉、理論研討、實驗論證均有章可循。得益于這套成熟完備的機制，美軍逐步形成了比較全面的作戰概念體系，既包括參聯會主導的聯合作戰概念，又有各軍種開發的軍種作戰概念以及跨軍種作戰概念；既有針對戰略、戰役問題的頂層概念，又有指導具體戰術問題的行動概念，作戰概念的門類、層次、結構和功能十分完善。

首先，重視概念的創新和提煉。美軍高度重視廣開思路，汲取一切有益于其理論創新服務的新概念。一方面，在自己或其它軍隊的實戰經驗中發掘新的概念。如海灣戰爭中美軍運用“空地一體戰”理論，對伊軍實施的大規模空襲效果顯著，隨即在科索沃戰爭中就出現了“全空戰”的作戰樣式，再如，越戰后，美軍大量吸收第四次中東戰爭和德軍二戰時的經驗，提出了“空地一體戰”等適應當時安全環境的作戰概念3。另一方面，美軍善于借鑒先進的民用技術和經濟管理經驗。如海灣戰爭后，美軍深刻反思作戰中后勤保障的混亂無序，借鑒了沃爾瑪等現代物流公司的高效運營模式，摸索出了“聚焦式后勤”的戰時后勤管理模式；再如，“網絡中心戰”的最初靈感則是美軍受以互聯網技術為媒介的電子商務模式的啟迪而產生的，電子商務模式在作戰領域中得以成功運用。許多美軍高層更是出身知名商業公司，如國防部副部長帕特里克·沙納漢就曾擔任原波音公司高管。最后，美軍特別重視及時地將歷史上的軍事創新中所提出的、尚未得到論證實驗的有益的思想、觀點和概念用法規文件的形式加以整理，用權威軍事文件將那些靈感的火花加以保留，以待下一階段的作戰理論創新。如1996年參聯會在《聯合構想2010》中曾提出了“制敵機動、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焦后勤”等聯合作戰新概念，這些關鍵字眼在后來的美軍官方文件中反復出現，內涵和外延在理論界的爭鳴和部隊的實踐中不斷得以豐富和完善。4

其次，善于從理論層面推動概念發展。美軍注重對理論研究資源有機整合，善于化解聯合和軍種之間的矛盾，堅持以“螺旋方針”推動作戰概念的開發。一是整合理論研究資源。在美軍發展史上，各軍種出于利益本位考量，常在作戰理論創新過程中紛紛凸顯本軍種的地位，強調各自的理論框架的重要性，造成了許多軍種之間的隔閡和資源的浪費，不利于聯合作戰理論的健康發展。為避免分歧和矛盾，美軍通過合理的組織機構創新，整合理論研究資源，確保了作戰理論創新的有效開展。1973年，美陸軍成立了專門研究和制訂新作戰方法的訓練與條令司令部，首任司令威廉·杜普伊（William DePuy）上將帶領一支優秀的參謀隊伍對部隊當時的現狀進行了廣泛研究。他們制定的1976年版《作戰訓令》拉開了美國越戰后軍事變革的序幕。5此后，美軍不斷建立各類研究指導機構，進一步整合理論研究資源。在國家一級，設立了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負責軍事基本理論創新；在各軍種內部，分別設了陸軍的訓練與條令司令部（TRADOC）、教育與訓練司令部（NETC）、空軍教育與訓練司令部（AFETC）和陸戰隊教育與訓練司令部（MCETC）等機構，并定以“四星”的極高行政編制級別，專職于本軍種作戰理論的創新。近年來，為推動聯合作戰理論的開發和聯合作戰的有效實施，美軍于1999年9月撤消了大西洋司令部，成立了聯合部隊司令部。與此同時，美軍還進一步整合了軍事院校的科研力量，大部分軍事院校成立了相應的作戰理論研究機構。二是堅持以“螺旋方針”推動作戰概念的開發。所謂“螺旋方針”，是指每一個作戰概念都要經過一套螺旋反復的開發流程，即“制定《白皮書》——進行模擬和仿真試驗——召開研討會和專題討論會——進行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習——對結果進行量化分析——對技術進行展示和預估等”，通過這一過程的循環進行，美軍就作戰理論、體制編制、訓練人才和設施提出改革建議，使概念不斷完善。“螺旋方針”在作戰理論變發展中的運用，有力地促進了美軍作戰理論的發展。如美軍進行的聯合作戰理論開發，就充分體現“螺旋方針”的作用。美參聯會于1996年和2000年公布的“聯合構想”,為聯合作戰理論的研究確定了方向，規范了框架和關鍵術語。《聯合構想2020》將6個重要概念——“制敵機動、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焦后勤、全譜作戰和信息優勢”作為理論開發的起點。其后，又進一步提出實現這6個關鍵概念必須解決的21個難題，然后再設計實現關鍵概念的所需作戰能力。這樣，從“關鍵概念”（Keyideas）到“難題”（Problems）再到“所需作戰能力”（Required Capabilities and Capacities），抽象的概念逐漸具體化，研究也具有了很強的針對性。可以說，通過“螺旋”式的理論開發，美軍將軍事理論家提出的具備較多“藝術”（Operational Art）成分的思想，轉變成了條令中可執行的原則和可操作的程序（Tenets and Procedures），從而使作戰理論創新經過從“思想爭鳴”到“條令編制”的全過程。6

再次，通過作戰試驗和演習來檢驗概念。自20世紀80年代起，美軍就確立了“提出理論——作戰實驗—實兵演練——實戰檢驗”的作戰理論發展途徑。此后，美軍充分發揮計算機模擬技術建立各種作戰實驗室，用于作戰訓練，武器評估，作戰條令檢驗以及作戰力分析等成為美軍變革和發展作戰理論的重要環節。為提高檢驗效果，美軍嚴格規范了其檢驗程序，主要包括四個階段：一是發現階段。發現新的作戰理論或新作戰理論的組合可以做些什么，什么樣的技戰術方案是可行的，哪些現存的軍事任務能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可以完成何種新的軍事任務，怎樣做是行得通的，等等。二是了解階段。了解以哪種作戰思想作指導最有效，什么樣的作戰思想最適合應對新的安全威脅，什么樣的作戰思想前景更好、更有效率并更有意義。三是試驗階段。在各種真實的環境中，對有望成功的作戰思想和作戰理論的組合進行試驗，進而全力開發最有可能引發作戰理論整體變革的系統組合。四是證明階段。在實戰環境中檢驗，證明選中的理論組合為作戰能力發生革命性變化提供了潛力。通過這些方法，美軍將各種新型作戰理論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和檢驗，實現了新理論、新技術向現實戰斗力的迅速轉化。例如，聯合部隊司令部于1999提出“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經過多次修改，在聯合未來實驗室進行多次實驗，并在“千年挑戰2002”實兵演習中接受了全面檢驗，海灣戰爭中，在該理論的指導下，美軍利用“軍團作戰模擬系統”對即將實施的地面作戰戰斗和指揮計劃進行了仿真模擬，由此獲得了名為“100小時戰爭”的作戰方案，預測了伊拉克將把主力部隊用以防御多國部隊對科威特的攻擊，并得出迂回到伊軍西側的盟軍裝甲部隊的攻擊具有最大成功可能性，后續的戰爭進程也印證了這一判斷的正確性。7除了實驗室里的運籌，軍事演習也是美軍實施新軍事戰略和檢驗新作戰理論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通過頻繁實施戰役、戰術不同級別，軍種、聯合或跨國性質的軍事演習，不僅能使作戰理論與評估得到進一步優化，更可以讓戰場設計、作戰行動和保障行動趨向精確化。為此，美軍每年進行多次軍事演習，還成立了專門的試驗部隊，擔負對作戰理論的檢驗。關于“多域戰”概念，美軍也在緊鑼密鼓地通過仿真模擬推演、組建實驗部隊和開展實兵演訓等方式積極推動，例如，美陸軍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作舉辦“多域”兵棋推演、組建不同規模的“多域戰”特遣部隊，開始對“多域戰”概念進行實戰化驗證評估，在印太戰區舉辦“環太平洋-2018”軍事演習、在歐洲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舉行“軍刀衛士”演習，在波羅的海舉行“馬刀打擊”演習，落實“多域戰特遣隊”（MDTF）試點計劃等。(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文予)

【1】樊高月.美軍作戰理論體系研究[J]外國軍事學術，2010年第2期.
【2】樊高月.觀察美軍點與面[M].北京：長征出版社,2012,3.
【3】劉誠,陳婷.聚焦美軍從越戰到伊戰的軍事變革[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
【4】李玉明,李守林.越戰后美軍作戰理論變革與發展的內在機制 [J]解放軍理工大學學報（綜合版），2007年2月，第8卷第1期.
【5】Paul H Herbert, Deciding What Hasto Be Done: General William E. DePuy and the 1976.Edition of FM 100-5,Operations (Fort Leavenworth: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1988), 45-46.
【6】姚云竹.20世紀90代以來美軍的作戰理論創新[J]外國軍事學術，2003（7）:76-78
【7】林建超 世界新軍事變革概論[M]北京：解放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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