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參制度也迎來改革，清政府通過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權力以杜絕盜采，但同樣無濟于事。很多檔案顯示，東三省地區由于盜采導致的腐敗與無序讓人觸目驚心，旗人的行為不像滿洲人，漢人移民則無法無天。面對野生人參銳減的情況，非法刨夫采取了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轉而開始種植秧參。18世紀末人參養殖業不斷推廣，發展了1810年，百分之九十的吉林人參都是人工種植的。清廷對之憤怒不已，嘉慶皇帝明確表示，只有天然人參才是人參，秧參“近于作偽”，根本不算。

總體而言，清政府認為自然資源枯竭的原因是人心不古，為維持人參和東珠的產量，政府不斷地調整其統治邏輯。這種緩慢的地方化和官僚化為滿洲地區和“東三省”的形成構建了基本框架。直到18世紀中期，吉林和黑龍江并不被認為是滿洲人的故鄉，只有包括盛京（沈陽）吉林部分地區的“大盛京”，以及長白山才是滿洲的“根本之地”或“發祥之地”，但環境危機導致這些話語開始發生改變。

1762年乾隆帝得知盜采人參在整個東三省發生時，首次將這一地區視為整體，將東三省稱為“風俗淳樸”之地。嘉慶年間以后，東三省等同滿洲故里的說法固定下來，道光帝也有類似表述。相鄰的蒙古地區為了保護口蘑等自然資源，也逐漸加強控制。漸漸地在官方話語體系里，一種人為的對立被創造出來：滿人和蒙古人與漢人是兩個群體，前者代表純潔與永恒，后者則代表墮落與變化。

但謝健指出，真實情況絕非那么黑白判然，很多蒙古人、滿人也加入了盜采自然資源的活動中。比如在蒙古地區，蒙漢界限其實不那么清晰。在蒙古人被漢化的同時，漢人也在學習蒙古人，包括起蒙古名字，說蒙古語，與蒙古人通婚等。清代檔案中提及這一地區時，大量使用了“潔凈”“凈化”“肅清”等詞語，反映出“帝國對一個原始的、永恒的、完美秩序的想象。”即使滿洲、蒙古地區與當時的漢地相比，在開放程度方面并不遜色。

在今天，隨著環境破壞的加劇，環保主義已是不容質疑的政治正確。有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親近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其起源往往是少數特權階層的需要。無論在清帝國還是同時代德國、法國、英國，那些擁有權力和野心的精英階層“將自己與一種古典生活方式重新聯系在一起。”統治者們以保護之名，行獨占之實，將穿毛皮、狩獵等活動當成“彰顯精英身份、淳樸品質、尚武精神和男性氣概的工具。”

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之后，民族與自然間的糾纏同樣無處不在。似乎每個國家都需要創造自己的伊甸園，如創立自然保護區，以保護民族的共同遺產，尋回失去的生活方式。在環境危機、道德墮落、政治認同的共同作用下，民眾容易接受各種“肅清”話語，比如遣返移民等。清代的邊疆政策，與現代國家的民族主義互為回響。

尹敏志/文，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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