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喜愛熱鬧浮華，學者安于冷板凳。由于職業階級和生理上的雙重原因，羅斯巴德前半生的社交生活平淡，很少離開紐約，甚至很少離開曼哈頓的家宅，他患有旅行恐懼癥，害怕坐火車，飛機，以及電梯。直到40多歲，羅斯巴德在精神科醫生的幫助下克服病癥，開始世界各地的講座旅行。
深居簡出的居家模式是否影響到羅斯巴德的思維理念，很難分析其相關性，可以肯定的是，他眼界有些井底之蛙，無政府資本主義者聲嘶力竭地控訴，華盛頓的官僚如何蠻橫地干預市場經濟，渾然不知世界大局。奧地利學派宗師大多來自歐洲，他們很清楚社會民主主義在老家如日中天，安·蘭德來自蘇聯，經歷過管制更嚴厲的左翼統治。
羅斯巴德是第二代移民（其父從波蘭農村遷移到新澤西，在石油公司當化學家，收入不菲），他的追隨者多為美國本土中產階級子女，養尊處優，沒有見識過真正的邪惡，在報紙電視上看到本國軍隊稍微有些粗暴，就大喊法西斯。安·蘭德在極權政體里存活下來，逃出來后第一件事就是算舊賬，她明確支持美利堅鷹派，對外強硬。
遏制蘇聯勢必就要擴軍，擴軍勢必就要增加國防經費，征收更多的稅負。來自國外的米塞斯和安·蘭德不約而同地決定，讓渡部分公民權利，懇請美軍來保衛自由世界的安全。第二代移民羅斯巴德感受不到緊迫感，在國際問題上懷有驚人的天真心態，他呼吁對莫斯科緩和，甚至開展自由貿易。
單純理論方面來講，羅斯巴德并不荒謬，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和國民經濟上的市場自由主義互為表里，邏輯自洽。艾森豪威爾那類政治家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一方面采取鷹派態度，大規模推進國防事業；另一方面提防軍工復合體，告誡民眾，一個膨脹的權勢集團會威脅到憲政。
問題是，這個世界并不完全按照邏輯運行。羅斯巴德在保衛美國起到的作用，相當于東林黨在保衛大明起到的作用，他們迂腐地講究道德高調，給盟友扯后腿，作繭自縛。
1950年代參眾兩院審查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基金會是否贊助親蘇分子，羅斯巴德站出來仗義執言，盡管他一向蔑視洛克菲勒家族的進步主義立場。在普遍支持佛朗哥、李承晚政權的泛右陣營里，羅斯巴德特立獨行，要求白宮停止對獨裁者的庇護。米爾頓·弗里德曼認可尼克松在越戰的擴權，羅斯巴德跟著民主黨人一塊指責尼克松為“帝王總統”。
新保守主義者不打算做腐儒，“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了贏得冷戰，他們把孤立主義與小政府精神視為共和黨的負資產，決心拋棄。小威廉·F.巴克利呼吁放下政見糾葛，一致對外，他承認：“我們（即新保守主義者）已經不得不接受大政府的理念……如果他們（即市場自由放任主義者）把蘇聯作為對自由的首要威脅，他們就不得不支持龐大的陸軍、空軍、原子能源、中央情報、戰時生產委員會、以及一系列隨之而來的華盛頓的中央權力?！?/p>
我們為什么不是保守主義者
曾有記者用一句話概括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歷程：“里根之前有戈德華特，戈德華特之前有巴克利?！毙⊥.巴克利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他把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改造成里根的共和黨，滲透并且成功控制了政黨組織。
羅斯巴德是共和黨轉型的受損者，他厭惡保守主義，因為這個名字已經跟托利黨、王權、政教合一捆綁起來，羅斯巴德支持潘恩，反對愛德蒙·伯克。其他奧派學者同樣厭棄共和黨右翼，只是程度稍有不同，哈耶克在1950年代專門寫文章《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澄清外界的誤會。哈耶克宣示，自己的政治譜系處于盎格魯-薩克遜里中間偏左的輝格黨人，羅斯巴德則自稱處于比輝格黨更左的約翰·洛克、杰斐遜派系。
哈耶克的公開劃清界限，令中國追隨者格外尷尬，他們選擇性忽略奧派的輝格主義的一面，著重強調奧派反計劃經濟的一面，他們介紹愛德蒙·伯克的時候，著重強調他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一面，選擇性忽略伯克反對工業化、城市化的一面。西方的新保守主義仿佛做了一場整容微調手術，改頭換面，以東方審美標準，顯示在中國的泛右陣營面前，知識分子非常滿意，陶醉于其中。
戈德華特并不是中美新保守主義者理想的完美人選，他在1964年的總統競選中，招攬凱恩斯主義者充任經濟顧問，但他強硬反蘇反民主黨，這就足夠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小威廉·F.巴克利策劃密謀，推出非主流的戈德華特作為總統候選人，共和黨世家子弟、進步主義派系的納爾遜·洛克菲勒被迫退選，這件事放在君主制國家可以算是一場宮廷政變了。戈德華特聲稱，自己當上總統后，要往克里姆林宮的廁所扔原子彈，勃列日涅夫很慶幸，他最后敗選了。
羅斯巴德很困惑，既然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在冷戰中勝出毫無懸念，那為什么新保守主義者急于求戰呢？順著這個邏輯，羅斯巴德到了后期，干脆否認存在所謂的蘇聯威脅，仿佛俄國人造的航母、核導彈只是模型玩具。他認為，一切都是美國官僚機構夸大敵情，借機擴權的借口。
巴克利起而反駁，聲稱羅斯巴德大奸似忠，市場自由派對蘇式計劃經濟的批評是小罵大幫忙。在越戰白熱化階段，羅斯巴德附和左翼輿論，加入反戰行列，客觀上難道不是讓美國大兵的鮮血白流？雙方互相給對手扣上“戰爭狂人”“軟蛋、綏靖分子”的罪名，羅斯巴德至死，都沒獲得巴克利的諒解。
新保守主義者和個人至上派的決裂不僅是黨派理念的不合，也是階級沖突。巴克利是知識分子，他的文人性格還不明顯，另一個共和黨右翼思想家拉塞爾·柯克則是典型的書齋知識分子，他擺出清高的姿態，表示對發財沒有興趣。
拉塞爾·柯克自負修齊治平的救世使命，在新保守主義的視角里，美蘇博弈超過了比拼經濟的層面，這是擊潰“邪惡軸心”，解民倒懸的善惡之戰。到了小布什時代，右翼的哲學意蘊更加濃厚，施派子弟厚古薄今，崇尚古希臘羅馬的智性生活，發誓要清洗老大黨（自19世紀以來共和黨就跟工商業老板關系密切，故此得名）身上的銅臭味。
在美國的新羅馬使命中，羅斯巴德自覺扮演起加圖的角色，這個古羅馬貴族，看穿了凱撒篡權的野心，然而凱撒倒打一耙，聲稱自己為平民代言，怒斥共和制不過是貴族維護一己私利的門面。
羅斯巴德跟同事成立智庫，取名為加圖研究所。新保守主義者把自由企業制度庸俗地理解為發財賺錢，可奧派諸位宗師何嘗是愛財之人。自由意志運動自開創二十年內，沒受到過一個大老板的贊助，直到1976年堪薩斯石油商查爾斯·科赫慧眼識珠，慷慨解囊，羅斯巴德才有資金創辦期刊、智庫機構。
個人至上派為了捍衛公民自由，阻擋大政府、“超級總統”、統制經濟的降臨，甚至不顧冷戰大局。美國歷史上不乏東林黨、加圖式人物，內戰中南方同盟國總統杰斐遜·戴維斯請求授予戰時特權，如果南方行使中央集權的手段，或許能避免敗局。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竭力阻撓，州權神圣不可侵犯，脫離聯邦之舉不是抱殘守缺，保護奴隸制，而是捍衛州權。斯蒂芬斯阻止了戴維斯的集權計劃，也讓南方同盟國的失敗無可挽回。
冷戰的進步主義者不在乎泛右陣營的內部分歧，正如同林肯不在乎南方領導層的內部分歧。蘇聯解體給自由意志運動賦予了意義，國際問題專家們一再告訴公眾和白宮，蘇軍如何強大，坦克武器如何先進，要再等幾十年，才能看到蘇聯覆滅。克里姆林宮紅旗落地之時，國際問題專家個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奧派經濟學家們并不意外，他們早就說過，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效率低下，早晚油盡燈枯。市場自由派的理論是正確的，蘇聯滅亡不干西方什么事，純粹因自身國力透支而癱倒。不過新保守主義者提出了另一個觀點：如果我們當時在古巴導彈危機，或者越戰初期階段更強硬，或許能加快對手倒臺的速度？孤立主義者的對外不干涉態度，是否延長了蘇東國家人民的所受苦難？這些事后推演永遠無解。
羅斯巴德活到了勝利，卻幾乎失去了全部朋友，巴克利、安·蘭德從前的舊友反目成仇。民國軍閥陳炯明曾給孫中山寫過一句挽聯，放在羅斯巴德身上卻頗有幾處吻合，概括他復雜的一生：“唯英雄能活人殺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私情公義,全憑一寸赤心知?！?/p>
文/柳展雄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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