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人，我們長期宣傳后的效果是，毛主席一手策劃、周總理親自執行了“小球轉動大球”的外交大轉圜，中國在既反帝又反修、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鬧僵十年后，終于緩解了地緣政治上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似乎是毛主席一招手，美國的尼老兒就乖乖地、急不可耐地飛抵北京覲見一個尚未建交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要知道，當時偉大領袖“親自導演”的這一出中美接觸，讓多少一直緊跟中國批判美帝的國際共產主義小伙伴們都驚呆了！然而，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如果當年美國對中國的需求，比中國對美國的需求更迫切，為什么1972年尼克松已然訪華，中美建交卻遲至1979年1月呢？這可不是什么水門事件的偶然性所能搪塞的。中間的七年時間經歷了三任美國總統，他們都在想什么呢？
很顯然，美國一直主導著局勢，控制著節奏。他像一個化學高手，不斷地配平地緣政治的方程式。一手拉攏中國，一手與蘇聯簽訂了反導條約，美蘇關系也大為緩和。這當然讓中國人感到被出賣，可是在那種情況下別無選擇。只有在中美走近的同時，不時在國際場合數落美蘇緩和的虛偽性、欺騙性。
讓我們繼續討論毛時代。在“一條線、一大片”之后，毛又提出“三個世界”，主要是因為“一條線”太接近于傳統的集體安全機制，限制中國的行動自由。“三個世界”則允許作為權宜之計對兩個超級大國區別對待，賦予一種戰術上的靈活性。事實上，一直到八十年代，隨著里根任期內中美之間漸生嫌隙和蘇聯在全球范圍內的急劇退縮，中國的外交政策才再次出現變化。中國在美蘇對抗中的地位較七十年代明顯下降，此時的意識形態沖突以及殘留的臺灣問題又浮出水面。
1982年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指出：“中國決不依附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決不屈服與任何大國的壓力。對于一切國際問題，中國將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決定自己的立場。”這意味著，中國實際上已經從70年代的中美準同盟關系又回到了“三個世界”的立場。
1979年的中越戰爭大概是中美作為冷戰時期準盟友的最后一次完美配合，其政治象征意義無論如何也不應被低估。其出發點也很明確，地緣政治與拒絕坐視“被包圍”狀態的形成是最主要原因，雖然客觀上對紅色高棉殘余勢力提供了喘息之機不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在蘇越結成軍事同盟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場成功的打臉行動，向全世界暴露了蘇聯正在走下坡路以致鞭長莫及（當然這里面有中美聯手造成的巨大制約作用），同時也給如越南一樣的蘇聯盟國當頭一棒，使其看到蘇聯協防承諾的不可置信性。
任何戰爭，都有著漫長而細致的前期外交準備，充分研判戰后可能的形勢，盡最大努力孤立敵人，拉攏盟友，穩住中立國。以此判斷，中越戰爭的外交準備是非常充分的。對當時深度嵌入冷戰后期美蘇兩大板塊站隊之中的中國而言，沒有第二種選擇。打越批蘇，是內政外交的高度統一，中國人支持，美國人也支持，東南亞國家更是樂得觀望，這場戰爭的功能定性非常清晰。鄧小平花了一年時間五次外訪，繞著越南訪問了尼泊爾、東南亞諸國、日本、美國以及朝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這場軍事行動作外交準備。雖然這場戰爭中，中國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在當時北方面臨陳兵百萬、西部接連出現阿富汗和伊朗事件、南部面臨一個即將形成的統一的且反華的印度支那聯邦、內部則是經濟行將崩潰，當此之際的這次行動有重大的地緣政治意義。
共同進化 永久和平
基辛格對權力博弈有深深的審美偏好，如同愛看三國的中國人，這是無可厚非的，大可不必非要用道德說教和意識形態的大帽子來批判。他對中國的友好與其說出于價值，不如說出于歷史和現實的考量。中美兩國沒有理由走向劍拔弩張。如果說他對未來有什么憂慮的話，主要在對兩國都出現的一些憤青觀點是否會形成廣泛的社會思潮進而誤導政治家對外交大勢的判斷上面。基辛格列舉了以《中國不高興》為代表的一批國內少壯派特別是一批軍方人士的表態，對此深感憂慮。他們頑固地堅信中美之間的沖突是結構性的，是“必有一戰”的。
對上述激進派聲音，基辛格特意把100年前英國外交部官員克勞對“英德必有一戰”的判斷拿出來作為對當下的中美關系一個對照。克勞認為，結構性要素排斥合作和互信的形成，相互競爭終將走向最終攤牌。
基辛格則認為，戰后六十多年來形成的北大西洋國家的超越國界的集體安全機制完全無法應用到亞洲國家。由于歷史和地緣的因素，亞洲國家始終認為與鄰國處于潛在對抗狀態。許多亞洲國家經歷過被殖民，獨立的歷史相當短暫。對他們而言，主權是至上的，部隊跨越邊境的行動被認為是一種侵略，不干涉內政是國家間的基本準則。在這樣的地區結構中，外交的目的必然是維持均勢。任何打破均勢的行動都會引發新的再平衡行動。
為此，基辛格建議，中美兩個太平洋兩岸的最重要大國，固然不是伙伴關系，但應當謀求“共同進化”，各自都有各自關注的國內事務，在可能的領域內合作，調整關系，減少沖突。美國如果公開把亞洲國家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都是極其危險的舉動，因為中國是該區域內甚至全球范圍內多數國家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反包圍”意識過度敏感，追求絕對的安全感，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必定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這個地區國家間脆弱的互信關系使他們任何一個小國都懼怕任何一個大國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后果。中國和美國都必須接受一個對方存在并發揮較大影響力的亞太格局（官方常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大概此意）。
最后，我要原文照錄基辛格此書的最后三段話，不是因為它多有文采，而是從這兩段話里看得出這位90歲的老政客、老狐貍、老中國通在其人生垂暮之際，對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極具誠意的表態：
“為了理解和平的本質，我自從半個世紀前攻讀研究生時，就研究國際秩序的建構和運作。基于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對于雙方最有善意、最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來說，文化、歷史和戰略認知上的差異也將形成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復過去，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在這種意義上，它產生于勇于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在其著作《永久和平論》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這個世界：或者由于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沖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選擇。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樣的關頭。當年周恩來總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訪華的公報達成一致時曾說：‘這將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將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文/曹東勃 華東理工大學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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