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三位領袖

要怎么樣和特朗普建立關系？這是默克爾、馬克龍和梅面臨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他們三個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事實證明，沒有一條特別有效。

在這三個人中，默克爾最保守，并且最不愿意為可能的成功結果而孤注一擲。

她也是特朗普的怒火最合適的目標：在2015年，默克爾決定不對難民關閉德國邊境，并且她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大力支持使得她成為了最方便的陪襯。“默克爾對德國的所作所為是一種恥辱。是一種可悲的恥辱。”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這么說道，此后也多次重復這句話。

在特朗普當選后的第二天早晨，默克爾發表了一份比起歡迎更像是警告的聲明。在這個聲明中，默克爾聲稱她只會在“共同的價值觀——民主、自由以及尊重法治和每個人的尊嚴”的基礎上和新總統合作。

在他們早期的會面中，默克爾試圖扮演她曾經和奧巴馬以及其他世界新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即向導和導師。這位勤奮好學的的德國化學家帶上了地圖和圖標，使用這些形象的輔助工具來向特朗普傳達面對復仇主義的俄羅斯，美歐合作的重要性。

“在一開始，她試圖向特朗普解釋事情之間是怎么聯系的，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 阿爾穆特·莫勒（Almut M?ller）說，他和詹寧（Janning）一起領導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柏林辦事處，“她希望能夠和理性的另一邊伙伴打交道。”

特朗普去年在巴黎凱旋門舉行的儀式上與默克爾握手，這是1918年11月11日100周年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活動的一部分。（Ludovic Marin / AFP / Getty Images）圖片來源為網站文章截圖。

在2017年7月漢堡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默克爾曾經試圖讓美國不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但以失敗告終。在這個過程中，默克爾意識到了，特朗普對科學的蔑視并不只是他在競選活動上的表演。從此之后，默克爾試圖讓自己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特朗普將會做他喜歡做的事情，而自己幾乎沒有機會影響他。

“默克爾在這個問題上變得越來越被動。”詹寧說，“她已經轉向損害控制。”

該戰略中主要和忽視特朗普的挑釁有關。不像其他會回應特朗普對他們的嘲諷的世界領導人，默克爾基本在避免上鉤。

德國的經濟部長，并且也是默克爾最親密的顧問之一彼得·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在一次采訪中拒絕對特朗普提出任何直接批評，并且故意對“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對跨越幾代人的伙伴關系造成嚴重損害”的觀點輕描淡寫。

“跨大西洋關系并不依賴于美國、德國或者是歐洲的哪個政府，”他說，“70多年來的合作對于有關各方而言都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但是，其他的德國官員則直接地承認了這些難題的存在。

默克爾的跨大西洋協調員彼得·拜爾（Peter Beyer）表示，在很多可靠的對話者已經離開或者即將離開的政府中，他很難知道該和誰交流。他說，現在德國正在努力使其和美國的接觸多樣化，在美國國會、美國各州和城市之間建立關系。

“我們必須提醒自己說美國并不是只有總統，”拜爾說，“在過去，我們過分地關注華盛頓了。”

馬克龍和特朗普之間的關系有一個男性化風格強烈的開端。在馬克龍當選不久后的2017年5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會議上，他和特朗普這兩位領導人似乎無休止握手的畫面被鏡頭捕獲。

當特朗普到巴黎參加法國國慶節的慶祝活動，并且被法國軍隊在游行中的表演所吸引的時候，這段2017年夏天的兄弟情可能達到了頂峰。他非常喜歡法國國慶節這樣的慶祝活動，他希望能夠在華盛頓舉行類似的游行。但是這個游行從來沒有實現過。

特朗普已經讓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并且也正在退出伊朗核協議。馬克龍反對這些行為的勸說并沒有改變特朗普的立場。

今年四月，馬克龍和他的妻子布麗吉特（Brigitte）抵達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馬克龍是第一位受到特朗普總統如此尊敬的外國領導人，但是這次訪問成為了他們關系的轉折點。

在上圖那張照片的拍照期間，特朗普從馬克龍的肩膀上彈掉了什么東西。這個小動作被馬克龍的盟友們進行了廣泛解讀。他們認為，這是用特朗普式的表達對公開捍衛氣候協議和伊朗協議，并且支持歐洲的多邊聯盟的人貶低。

在國會聯席會議上，馬克龍發表的講話間接斥責了特朗普，但是他仍然空著手離開了華盛頓。一位朋友在馬克龍回到巴黎之后見到了他。“我問馬克龍進展如何，而他告訴我這非常、非常艱難。”這個人說。

去年11月，特朗普飛往巴黎參加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的紀念活動。對于在這場沖突中損失慘重的歐洲國家來說，這次聚會極為重要，這些國家在。在前往巴黎的途中，特朗普抨擊了馬克龍關于歐洲軍隊的提議。在巴黎，他似乎對所有事漠不關心，周末的大部分時間里他的情緒都很糟糕，包括和馬克龍的會面。

在這次訪問之前，特朗普宣稱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個詞在歐洲大陸上有著黑暗的內涵。特朗普訪問的周末，在世界領導人面前馬克龍發表了一個演講，譴責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而特朗普一回到華盛頓，特朗普就再一次通過推特將矛頭對準馬克龍，這進一步加劇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系。

馬克龍試圖繼續擔任歐洲聯盟的首席捍衛者，但是他在政治上受到了國內動亂的威脅。他試圖改變法國的努力遭遇了從去年年底開始的每周抗議活動，即眾所周知的“黃背心”運動。抗議活動讓馬克龍變得虛弱、懊悔并且專注于重建他在國內受損的形象。他被迫向內看，這影響了他反對特朗普的聲音的能力。

在2017年1月就職之后，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是第一位在華盛頓訪問特朗普的世界領導人，這表明這兩個盟友之間的“特殊關系”仍然完好無損。

相關官員表示，私人之間的談話進行地很順利。但是這次旅行并不是很好——她和總統在斜坡上拍照，并且她幫他穩住了斜坡——而在她離開之后的第二天，特朗普政府就推動了對幾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旅行禁令，這個禁令在英國比在美國更具有爭議性。

隨心所欲的總統和保持克制的首相之間的個性對比表明，他們之間的私人關系總是很難維持。

英國的官員一直在努力與特朗普身邊不斷變換的顧問建立關系，但是他們被迫重建他們在華盛頓進行外交的方式。他們遠遠超越了政府內部的傳統資源，以深入了解特朗普的思想法和可能行動，以及他們對總統的影響。

從表面上看，去年夏天特朗普對英國的訪問似乎是對英國首相的羞辱。在接受英國一家報紙采訪的時候，總統對梅關于英國脫歐的辯論的處理方式不屑一顧，并且贊揚了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后者剛剛辭去了英國外交部長的職務，以抗議首相采取的脫歐政策。特朗普認為，梅的政治對手約翰遜，將會成為“一個偉大的首相。”

在特朗普和梅正在吃飯的時候，采訪的新聞爆發了，并且立刻成為訪問的決定性新聞。英國官員說特朗普為這個采訪得到的關注而感到懊惱。第二天，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他對首相表示了高度的贊揚。一位英國官員說：“他不喜歡道歉，但是這個習慣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英國人戰略性地策劃了特朗普的這次訪問。他們在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出生地布萊尼姆宮（Blenheim Palace）舉行了盛大的儀式。這樣的表演是總統所喜歡的，并且這個表演旨在將兩國融合在一起。“這個編排中包含了很多的想法，”一位英國高級官員說，“這次旅行并不是為了個人關系，而是為了國家關系，而國家關系的化學反應非常良好。”

官員們表示，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會晤比公眾認為的更加順利和具有實質性。“當他心情很好的時候，他就會參與其中，認真對待并且聽取她提出的問題。”

但是在大的問題上，梅仍然沒有能夠實質性地改變特朗普的想法。

同時，梅和馬克龍一樣，必須要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國內的事務上，因為在3月29日英國脫離歐盟的最后期限之前，英國脫歐的辯論仍然沒有能夠結束。在這件事情上，特朗普還是一個不可靠的盟友。特朗普批評梅的消極立場，并且質疑英國如果不再是歐盟的一部分，英國是否還能夠和美國快速達成貿易協定。特朗普這樣的觀點對梅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宣布獨立

如果歐洲對美國如此不滿，為什么它不單獨行動？

在歐洲大陸的外交政治圈中，有一個概念經常被提出，即“后大西洋世界”這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中，歐洲不再為了安全而依賴于美國。這個概念對歐洲大陸非常具有吸引力，因為現在承擔對歐洲大陸的保護責任的總統對這個責任感到非常痛苦。

即使是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默克爾，也在2017年的5月中提出某種獨立的觀點，即歐洲應該“將我們的命運握在自己手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一開始就含糊不清的說法變得更加模糊。“她已經把這句話重復了一百萬次，”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的詹寧說，“但是我們并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在這些言辭背后的是謹慎的行動。歐洲已經承諾努力保證伊朗核協議的存在——甚至創造了金融交易工具來幫助那些企業避免受到美國制裁。但是，這片大陸是否有政治或者經濟實力來維持沒有美國參與的協議，目前仍不清楚。《巴黎氣候協議》的前景更加樂觀，但是美國的缺席也可以被敏銳感受到。

在國防方面，德國的軍事實力增長并不顯著，該國延續了二戰后的傳統，試圖避免軍隊參與到國際沖突中。

去年年底，特朗普宣布從敘利亞撤軍的時候，德國官員嚴厲地批評了特朗普的行為。但是德國政府一再拒絕直接參與敘利亞戰爭，他們更愿意發揮支持作用。法國在這件事情上則更具有侵略性。法國會加入，有時候甚至是領導對敘利亞的國際行動。

最近，馬克龍和默克爾在德國的邊境城市亞琛(Aachen)簽署了一項友好協議，兩國都宣稱有必要將兩國命運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在歷史上，這兩個國家更多時間處于敵對狀態。但是歐洲大陸上的卓越大國在自立之前，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馬克龍和默克爾都談到了歐洲需要，有能力實現戰略自治，而不是依賴美國保障安全。但是只要德國在國防上開支依然這么少，只要德國的戰略文化和法國如此不同，這一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歐洲改革中心的主任查爾斯·格蘭特（Charles Grant）指出，“但他們應該要言出必行。”

一些人越來越不耐煩于等待這種情況發生，他們試圖敦促歐洲加快行動。“我們必須長大。我們必須成熟。”德國議會中的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諾伯特·羅特根（Norbert R?ttgen）說，“我們必須要學會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成年人。”

很少人會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但是總是有一些事情成為阻礙：歐盟內部的不團結、英國脫歐、經濟增長緩慢和普遍認為歐洲可以和世界問題保持距離，雖然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事實并非如此。

隨著國際關系越來越像過去的大國競爭——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在爭奪勢力范圍——而歐洲則很不舒服地單獨站在一邊。

“我們是充滿肉食動物的世界上的最后一位素食主義者，”德國前外交部長加布里爾說，“如果英國離開歐盟，我們將成為一個嚴格的素食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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