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帝國”第一版：從英國到美國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隨著愈演愈烈的帝國競爭，帝國的形態也發生著轉變。

一方面，在諸多全球性帝國的競爭中，出現了一個殖民地遍布全球、能夠主導世界商業貿易、并能調控和維持歐洲諸多殖民帝國平衡的“世界帝國”，即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建構起來的“日不落帝國”。

另一方面，這種世界帝國的帝國治理模式也在不斷升級和轉變，即不再單純依賴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是著眼于在科技和金融主導下對其經濟命脈的控制。然而，恰恰是這種新的帝國治理模式推動了帝國在殖民地治理中賦予后者越來越大的自主權，殖民地甚至出現與宗主國合并的傾向。英聯邦體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這種新型帝國治理模式的出現，引發了殖民帝國內部關于“舊帝國”與“新帝國”、“殖民帝國”與“自由帝國”、“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辯論。正是霍布森和列寧在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批判中，傳統的殖民帝國被貼上了“殖民主義”的標簽，而“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則專門被用于指稱大英帝國所建構的這種新型帝國，即沒有殖民地的殖民主義。這種新型帝國的出現意味著帝國的擴張不再依賴領土的占領，而是依賴科技霸權、金融控制和國際法的維持——尤其是國際法不再是殖民帝國時代的國際公法，而是滲透到各個國家的商業、貿易、金融等私法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只要控制了全球的科技、貨幣和貿易，一個主權國家也能建構起“世界帝國”。這恰恰是英美主導的世界帝國模式。

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建構了全球帝國的第一版

兩次世界大戰將世界帝國的建構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之所以稱之為“世界大戰”，不僅是因為全世界所有力量都被卷入其中，而且意味著諸多全球性殖民帝國都在圍繞“世界帝國”的建構展開爭奪，而二戰后形成的兩大陣營的冷戰實際上是兩種“世界帝國”模式之間的競爭：

一種是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晚期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的新帝國模式，只不過用美元取代了英鎊，而日本、西歐對于美國而言就類似于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地”；

另一種就是蘇聯依賴共同的共產主義信仰以及共產黨組織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形成的穩定的政治聯盟。

這兩種世界帝國建構模式在意識形態上分別被貼上“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標簽，在價值形態上形成“自由”與“平等”的區別，而在帝國傳統中，它們依然是海洋帝國與大陸帝國的區別，兩種帝國的支配性力量分別是商業貿易與共同體道德。

由于我們對“帝國”這個概念的理解要么局限在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想象中，要么局限在對現代全球性殖民帝國的批判中，以至于當新型的“世界帝國”出現后，反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特殊的帝國形態。

蘇聯帝國往往被批判為一個渴望領土和霸權的傳統帝國，而沒有看到這種帝國與傳統帝國的不同地方在于其共產主義理想包含著強烈的革命與解放的信念，從而建構單一世界帝國的努力。

而英美締造的世界帝國由于依賴貨幣、商業體系和國際條約體系，人們往往忽略其中新型帝國的建構意味，很容易將其理解為舊的殖民帝國在經歷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主權國家之后，平等地加入到國際體系中。

我們只看到聯合國這種名義上代表主權國家之間平等的國際體系，而忽視了聯合國本身乃是世界帝國建構的結果，而且是世界帝國建構進程中的一個斗爭場域。冷戰結束后，美國拋開聯合國乃至國際條約的單邊主義，恰恰表明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建構已經完成；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處在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美國基于國內法而采取的經濟制裁之所以能夠產生巨大效力，正是由于這個世界被組織進了唯一的“世界帝國”秩序中。

聯合國本身就是世界帝國建構的結果，也是世界帝國建構進程中的一個斗爭場域

因此，“冷戰”的結束之所以被看作是“歷史的終結”，與其從意識形態上來理解，不如從“世界帝國”的角度來理解更為準確。美國在冷戰后主導的“全球化”，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在戰略上，都是在推動美國的“帝國化”、建構單一的世界帝國。這在西方語境中往往被稱為“新羅馬帝國”。

從此，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離開全球貿易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體制。每個國家無論是否愿意，都必然要卷入到世界帝國的建構進程中。國人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其實質也是走向“歷史終結”與“世界帝國”的過程。可以說，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化就是“單一世界帝國”的第一版，即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所塑造的世界帝國模式。從此以后，世界各國都必須在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世界帝國秩序中追求各自的發展模式。

目前，美國在維持世界帝國上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的抵抗和中國的競爭。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競爭是在世界帝國體系內展開的競爭，是“世界帝國”形成之后爭奪帝國經濟和政治主導權的斗爭，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爭奪世界帝國首都中心的斗爭。這種斗爭可能導致世界帝國體系的崩潰或解體，可能導致世界帝國首都權力的轉移，甚至導致世界帝國體系的重構，但它絕不可能退回到歷史上各自為政的區域性文明帝國時代。

盡管亨庭頓將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理解為“文明的沖突”，且這種文明沖突與歷史上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地理分布上有所重合，但我們絕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所謂“文明的沖突”不過是世界帝國內部的反叛，它必然是在今天“世界帝國”的體系中展開的，也必然要在技術、商業貿易和自由、法治之類“歷史終結”的普遍主義哲學敘述中展開。因此，未來的世界只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前并加以重構，而無法徹底將此加以顛覆，除非整個世界退回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建構的世界帝國。

結 語

20世紀以來，步入世界帝國已是人類的必然命運。無論對其懷著“永久和平”或共產主義的期望，還是對技術、經濟和政治霸權的批判和擔憂，我們都無法逃避世界帝國時代的到來。如果說世界帝國的形成源于區域性文明帝國之間的競爭，那么今天的世界帝國第一版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塑造的世界帝國模式。它有著無法解決的三大困境：經濟自由化帶來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帶來的國家失敗、政治衰敗與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帶來的墮落、虛無。面對這些困境，連美國自己也在全球戰略上有所退縮，這意味著世界帝國的第一版正面臨巨大危機，帝國內部的反叛、抗議或革命都在瓦解著這一體系。

世界帝國的形成徹底改變了以往流行的基于國內政治所形成的左派與右派的政治意識形態劃分，這在美國和歐洲的競爭性選舉中能夠清楚地看出。原來主張自由市場的右派在轉向民粹派，而左派卻變成了維護全球既得利益的建制派。這種意識形態倒錯恰恰反映了世界帝國在今天的危機，即沒有一種政治主張能夠解決其面臨的三大困境。可以說，我們今天正處在世界帝國第一版面臨失效并趨于崩潰，而第二版的構思還尚未到來的混亂、沖突和巨變中的時代。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帝國形態的轉換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類歷史幾千年才推動帝國形態發生三次巨大轉變，而且每次轉變必然伴隨著巨大的沖突和混亂。但是，我們不可否認這個歷史性轉折時代也為各個文明帶來了建構世界帝國第二版的機會。哪種文明能夠真正解決世界帝國第一版所面臨的三大困境，就能為世界帝國的第二版繪制新的藍圖。中國作為一個無法獨善其身的世界性大國，必須在這一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未來，其重要任務不僅在于復興傳統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個人類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建構世界帝國的技藝和成就。唯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將中華文明的重構與世界秩序的重構作為一個相互促進的整體來思考。

文/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19年4月刊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在世界帝國歷史演進中的角色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