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現在的“反法西斯主義”意味著攻擊大英帝國，然而，在法國淪陷和德國入侵蘇俄之前的關鍵時刻，正是大英帝國在獨自反擊法西斯主義。更可悲的是，我們還得必須指出這些“反法西斯團體”無數惡行中最愚蠢之所在，他們竟然認為“大英帝國與奴隸制存在密切關聯”。實際上，大英帝國與奴隸制的主要聯系是，它廢除了奴隸制。在威廉·威爾伯福斯、英國議會和英勇的皇家海軍討論這個議題之前，奴隸制被世界各國的文化視為人類生活的一大特征，和天地一樣永恒。大不列顛將世界大部分地區(qū)的奴隸制鏟除殆盡。
這些“反法西斯主義者”的無知程度，令人可憐但并不出人意料。不過，我們從中可以汲取教訓，這個教訓不僅適用于英國人，也適用于其他所有人：當一個社會失去自身的記憶，它會不可避免地陷于癡呆。我總是試著告訴我的美國鄰居（譯注：作者是加拿大人），國家的衰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因此，接受衰落的心理很重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一個異常深刻的洞見，其中，他以移民的視角談到1944年的英國：
“現當今，集體主義成為獨特的精神食糧，隨著集體主義的推進，人們的道德價值觀發(fā)生了一些轉變。其中的一個變化是，人們愈發(fā)不敬重美德（the virtues）——它們變得愈發(fā)罕見——恰恰是在這些美德上，英國人有理由感到自豪，而且，正是在這些美德上，人們過去普遍認為英國人表現得出類拔萃。”
“盎格魯-撒克遜人擁有的美德要高過其他大多數民族——除了瑞士、荷蘭等少數小國家，這些美德便是獨立和自立、個人首創(chuàng)精神以及地方責任，成功地依賴自愿活動，不干涉鄰居的行為，容忍異見和怪人，尊重習俗和傳統，以及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
半個多世紀之后，這份清單上的幾乎所有條目——從“獨立和自立”（大約40%的英國人接受政府救濟）到“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已經被英國人拋棄，現如今，對幾乎任何暫時的不便，人們條件反射般地要求政府“有所行動”（do something）。倘若，美國政府極大擴張，公民對政府的依賴卻并未隨之加劇，那么，美國例外論可算實至名歸了。
這是怎么了？“二戰(zhàn)”后，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英國有個著名評語，英國失去了一個帝國，卻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實際上，英國倒是沒有“失去”帝國：那個帝國和平地演化為英聯邦，這比（帝國）通常的結局要好。不過，現代英國似乎不想扮演任何角色。與其說英國失去了一個帝國，不如說它似乎失去了意義。
這一切是有后果的。看看現如今劍橋大學“非帝國主義的”帝國舞會，如果英國教育界的精英如此心甘情愿地屈從于非歷史的夢囈，那么，面對針對學校系統的其他更典型的指控，它將如何回應？英國政府切斷了兩代學生的文化傳承，有朝一日我們會把這種行為視為虐待兒童，這給（英國的）未來打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為什么要對大批英國穆斯林加入塔利班感到吃驚呢？這些青年在盧頓和西布羅姆維奇上學，他們除了知道英國要對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糟糕的主義負責之外，對這個名義上的祖國一無所知。如果這就是你對英國的全部了解，你還會效忠于女王和這個國家嗎？如果你不轉而信仰伊斯蘭教，那該怎么辦？英國人民的改造過程，堪稱“一項非凡成就”。他們就讀的學校什么都沒有教給他們，然而，他們卻抓住了問題的“關鍵”：英國社會是建立在歷史不公之上的非法勾當。哈耶克所推崇的美德？哈，那是用來欺騙傻瓜的。
1942年，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勾勒出現代英國福利國家的藍圖，他的目標是通過“國家與個人的合作”來“消滅貧困”（abolition of want）。威廉爵士試圖使公民的生活不受無端命運的影響，結果，他的“成功”超出了自己的預想：“欲望”（Want）幾乎被破壞殆盡。今天，想工作、想結婚、想養(yǎng)育孩子、想過一種有意義或有尊嚴的生活的英國人越來越少了。丘吉爾把自己的著作命為《英語民族史》（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而不是《英語國家史》。這些國家在創(chuàng)造、維持現代世界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正是來自它們的人力資本。
作為國家政策問題，一旦你把人力資本揮霍殆盡，將會發(fā)生什么？英國已經成為歐洲吸毒人數最多的國家，性病發(fā)病率最高的國家，單身母親人數最多的國家；除了上流階層、高級同性戀和穆斯林，婚姻幾乎名存實亡。對美國人來說，理解現代英國的最好方式，便是看看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對黑人家庭的影響，然后想象一下這種情況發(fā)生在普通人當中會是什么樣子。五分之一的英國兒童，家里的大人是沒有工作的。近九十萬人一直在請病假，他們周復一周地領了長達十年的“病假津貼”，這種情況還在持續(xù)中。馬基雅維利認為，“懶惰成性”（Indolence）是自由社會的最大敵人，但很少有哪個國家像英國那樣，徹底接受了這種古老的誘惑。幾乎沒有什么東西，是政府不能替你支付的。
讓我們從《每日郵報》隨機選讀一條新聞：一名21歲有學習障礙的男子，用納稅人的錢飛到阿姆斯特丹，與一名妓女發(fā)生性關系。為什么不呢？他的社工聲稱，性愛是一種“人權”，他的委托人還是處男，有權要求國家為這一權利買單。幸運的是，女王陛下的政府成立了一個5.2億英鎊的項目，專門用來為“殘疾人賦權”。該社工解釋說，“他打算做的事還有很多，絕不會自我了結。”
“阿姆斯特丹的妓女比英國的同行受到更多的保護。讓他找點樂子吧——我想說。難道你們不希望我們能控制這一環(huán)節(jié)，引導他、教育他、支持他理解這個過程，最終讓他在一個安全的特許場所獲得滿足，作為一個人，他的幸福和成長才是最重要的吧？拒絕為他提供這種服務將會侵犯他的人權。”
在大政府之后，在全球衰退之后，在自由喪失之后，只剩下無情的公民解體。讓統計數字說話吧。1900年，每千人的可訴罪（indictable offences）數量為2.4件，1954年，攀升至千人9.7件，1992年則飆升至109.4件。飆升的官方數字還是低估了現實：因為許多犯罪行為已經“非刑事化”（如入店行竊），大多數犯罪行為沒有上報，大多數上報的犯罪行為沒有被調查，大多數被調查的犯罪行為沒有得到解決，幾乎所有解決的犯罪行為得到了不相稱的懲罰。然而，這種違法行為不過是更大的社會破裂的癥狀。在一次會議上，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回憶起自己的家鄉(xiāng)，他說“一戰(zhàn)”前后，他的祖母在利物浦碼口區(qū)經營著一家酒吧，客人在她面前破口大罵的情形只發(fā)生過一次。而且，那個人隨后道了歉。
“以前的那個英國像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他們的行事方式與現在不同。”但從2010年的英國看，它像是另一個世界，或者說是一個失去的文明。去年，“兒童事務大臣”（一個兼具奧威爾和赫胥黎風格的職位）宣布，他們將對2萬個“問題家庭”實施全天候的閉路電視監(jiān)控。據《每日快報》報道，“監(jiān)控是為了確保孩子上學、按時睡覺和合理飲食。”奧威爾式的政府——出現在每個家庭的“熒光屏”上——幾乎成為現實，盡管有人會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一個監(jiān)督你按時上床的奶媽國家怎么會是奧威爾式的政府。
對大政府的崇拜者而言，大政府成了一種宗教：國家就是教會。倫敦地鐵爆炸案后，戈登·布朗開始考慮創(chuàng)立一個所謂“英國版的美國獨立日”，即一個強化英國認同的新的國定假日。工黨智庫“費邊社”建議，新的“英國日”應該定為7月5日，也就是英國國民保健制度成立的日子。因為當今英國認同（British identity）的本質是，排上兩年隊以便于做一次髖關節(jié)手術。這個7月5日的國定假日：他們可以稱之為“依賴日”（Dependence Day）。
一個資深盎格魯強國（譯注：英國）的命運，是否為美國提供了足夠的借鑒？不難想象，類似邁克爾·布隆伯格（譯注：前紐約市市長）的家長式技術官僚在紐約全覆蓋閉路電視監(jiān)控，表面上是防范恐怖主義，但也可以用來監(jiān)控你的反式脂肪（trans fats）。每個時代都有一種幻覺，即幻想自己可以成為永恒。但是，你對自己的文明持續(xù)地發(fā)動意識形態(tài)攻擊，不可能不產生深遠的后果。沒有徹底的“撥亂反正”，我們將目睹盎格魯-美利堅時代的終結，以及締造現代世界的（英語）國家的沒落。美國政府的開支不僅超出了美國的支付能力，從某些方面看，甚至超出了世界的支付能力；它追隨英國的步伐，陷于代際性依賴、失敗的教育體系和不可持續(xù)的權利的泥潭；它賺的越來越少，并把自己的未來抵押給競爭對手，以換取廉價的中國商品，但即便如此，大多數美國人仍然認為，他們可以不受影響，僅僅因為他們是美國人。那個古老的國家還可以提供一條教訓。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提煉了數代英國人的假設，他說，生為英國人，就像是中了人生的頭彩。在“一戰(zhàn)”前夕，蕭伯納在戲劇《傷心之家》中反駁了這種想法，他嘲諷英國的統治階級，認為他們過于自命不凡，以至于看不清未來。他寫道，“你認為上帝的律法會因為你出生在英國而格外眷顧英國嗎？”
在我們這個時代，生為美國公民就像中了人生的頭彩，和當年的英國人一樣，太多的美國人想當然地認為一直都會如此。你認為上帝的律法會因為你出生在美國而格外眷顧美國嗎？巨大的社會動蕩就在前方，在它的盡頭處，我們可能會迎來一個后盎格魯圈（post-Anglosphere）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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