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官僚vs.人民
歐盟無力防御歐洲，這是個壞消息；不過，比這更糟的是，它壓根就無意為歐洲布防。在布達佩斯、華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發（譯注：斯洛伐克首都），我們終結了外國人闌入歐盟——如入無人之境——的混亂局面，結果卻發現，我們的所作所為不蒙歐盟的理解。所以，我們又怎能指望它發自本能地捍衛我們自身、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土地？顯然，這應該是它的本職工作。
我們是在2015年發現了這一事實的，當時的輿論氣候，一夜之間大變。早上醒來時，我們忽然意識到歐洲出現了一種“歡迎文化”，要求我們改變以往的規則、協議，兌現對難民的承諾。歐洲的領袖們一再強調我們必須提供援助。歐盟最高領導以團結的名義，要求我們開放自己的家園。
即使我們不愿這樣做，別人也不能指責我們麻木不仁。因為我們深知援助的第一原則：如果在歐洲幫助他們，他們便會蜂擁而至；相反，如果我們在他們的母國幫助他們，他們便會留在自己的家園。
歐盟看不清這一事實，反而鼓勵世界上某些最貧困、最混亂地區的居民前往歐洲，拿他們熟悉的生活做賭注換取更好的生活。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深信，在布魯塞爾及一些歐洲國家的首都，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正在對抗多數歐洲人，后者仍然懷有愛國精神和常識。實際上，據我所知，歐洲的主要政治家完全意識到這一鴻溝的存在。如果確實如此的話，這意味著歐洲的真正問題不在于歐洲外部，而恰恰在歐洲的內部。對于歐洲的未來，最大的威脅不在于那些試圖遷居歐洲的移民，而是我們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他們罔顧歐洲人民的意愿，正在執意改造歐洲。
確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歐盟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分化為兩大陣營：統一主義者（unionists）和主權主義者（sovereignists）。前者倡導歐洲合眾國，支持強制攤派移民配額，而后者則希望保留一個由眾多自由的主權國家組成的歐洲，反對任何形式的攤派配額。這就是為什么強制攤派移民配額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征。因為它本身不只是一個重要議題，而且還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象征了所有不受歐洲國家歡迎的、破壞性事物。我們決不允許歐盟凌駕于法律之上。我們也決不允許歐盟將自己政策的不良后果轉嫁到那些守法公民——他們遵守歐盟的每一項條約和法規——身上。
不過，匈牙利顯然遭到了（歐盟的）懲罰。歐洲諸機構的內外部批評者，指責匈牙利悖離了歐洲的政治——包括我們對基督教根基的憲法性聲明、我國的人口政策以及我們團結國家的努力。不過，在未來的數年，其他歐洲國家可能會效仿匈牙利的做法，沒有人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
當今歐洲所發生的一切，確實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比如發生在柏林基督教市場的屠殺；發生在法國的恐怖襲擊；數以千計的移民從貝爾格萊德（譯注：塞爾維亞首都）前往匈牙利；英國脫歐；此外還有唐納德·川普當選為美國總統：這一切都預示著一個前途未卜的未來。
問題的表癥是非法移民、恐怖主義和不確定性。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
不久之前，德國、法國、英國以及比利時的年輕人被告知，倘若他們完成學業，守法，尊敬父母，勤懇工作，其生活水平不難超過父輩。這也是歐洲夢——歐盟所試圖實現的——預示的前景。對1945～1990年間的匈牙利而言，這種前景并不存在，至多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但是對歐盟或美國的公民而言，這是常例或者說老生常談。
現在，如果你再向歐洲的年輕人許諾同樣的事物，輕則被當作“耳旁風”，不過，更多的情況下會成為笑柄。
歐洲的領袖們同樣喪失了斗志。實際上，以上表癥和歐洲精英的危機息息相關。過去五、六十年，西歐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黨）和中左派輪流執政。不過，他們的政綱已經日益趨同。歐洲的領袖們似乎出自同一批精英，有著同樣的思維，畢業于同樣的學校，就職于同樣的機構，執行同樣的政策。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經濟危機已經變成了精英的危機。
尤其重要的是，精英危機——由經濟危機發酵而來——已經日益演變成民主本身的危機。現在，相當數量的歐洲人與傳統精英的想法大相徑庭。這便是當今歐洲不安、焦慮、緊張——每一次恐怖襲擊，每一次暴行乃至難以遏制的移民潮加劇了這種局勢——的根源。我們變得愈發憂慮，因為我們意識到今天所發生在尼斯、慕尼黑或柏林的恐怖襲擊，明天很有可能發生在歐洲的其它角落。
這種不確定性和恐懼感正是當下歐洲人的寫照，讓我們備受煎熬。恐懼使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民族、家庭和經濟參與者——猶如蜷縮的刺猬，完全陷入被動。生活在恐懼中的人完不成大業，只會退縮防御。這種態度實在無助于歐洲維持其主導地位。
川普登場
川普總統目前還沒有機會大展身手。我們希望他能交上好運。盡管對國際政治的角斗缺少經驗，不過近來他已經提出三項遏制恐怖主義的建議，并且采取了現實主義和解決問題的態度。他說，當務之急是，美國必須組建世界上最好的情報機關，這是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我對此表示同意。在歐洲，我們也應該如此行事，確保我們國家級別的情報機關保持世界一流的水準，這是我們保障我們安全的關鍵所在。
他的第二項命令是放棄輸出民主的政策。這一點，我也同意。為什么非洲移民穿越地中海投奔歐洲？因為在于歐洲人（以及后來的西方世界在聯合國的名義下）摧毀了利比亞政權。誠然，它是一個反民主的政權，但至少它成功地維持了邊防。我們協助摧毀了利比亞政權，但是卻無力建立一個穩定利比亞全局的政府。這樣的事情同樣發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如果我們繼續執行類似輸出民主的政策，我們將進一步加劇地區的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移民潮將永無止境。
川普的第三點建議是：加強邊防的必要性。歐洲大陸面臨的最大壓力將會來自非洲。目前移民壓力來自敘利亞、利比亞，不過利比亞以南的非洲國家將會帶來更持久的壓力。讓我列舉一些數據，到2050年，埃及的人口將會從九千萬增長到一億三千八百萬；尼日利亞的人口將會從一億八千六百萬增長到三億九千萬；烏干達的人口將從三千八百萬增長到九千三百萬；埃塞俄比亞的人口將從一億二百萬增長到兩億兩千八百萬。根據目前的人口趨勢預測未來固然大有問題，不過我們只能依照現有知識未雨綢繆。
川普的建議至少承認了這些威脅，并且提出了應對方案。歐洲面對這些威脅，卻沒有作出現實性的回應；相反，它的政策重點卻在系統闡述不切實際的“歐洲方案”。
在歐盟沒有解決方案的情況下，進一步抑制（歐盟）各國的主權將會帶來巨大危險。布魯塞爾無力應對威脅，所以我們只能以個別的、主權國家的方式自衛。所以，對任何旨在將權力從民族國家轉移到歐盟的政治舉措和建議，我們務必要三思而行。
數十年來，針對歐洲的問題，最常見的一種答案就是“更加歐洲化”（more Europe）。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許多領域，我們確實需要更加歐洲化，但是在許多領域，我們需要更少的歐洲化。在一些歐洲層次的問題上——比如安全和防務——采取共同行動，我們需要更加歐洲化，這有助于成員國達成目標。但是，在其它問題上，我們則需要更少的歐洲化，比如減少繁文縟節、減輕管制，允許各成員國以競爭的方式實現繁榮。
歐洲人，不論是作為整體人民還是作為各民族，可以實現許多“歐盟”完不成的目標。如果承認這一事實，并且允許成員國“各行其是”，歐盟會發現許多問題將會神奇地消失。
譯/萬吉慶 來源：保守主義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