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威廉困境”：中國崛起的戰略選擇

如果認為一個國家是體系中的崛起國，那么其背后的隱含邏輯就是它一定是在該秩序下相對獲益最大的國家。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通過融入戰略成為現有體系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并逐漸被國際社會公認為崛起大國。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戰略的實質就是希望中國在夯實區域陸權的基礎上，盡量不要過早地觸碰區域海權這塊“蛋糕”，以免在崛起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成為美國制衡的重點對象。而“絕不當頭”的實質則是通過安全搭車與推責來實現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崛起。過早地追求或展現出國家對權力的欲望，或揠苗助長式地催熟崛起進程，就像是搖落尚未成熟的果實一樣，對崛起國沒有幫助。

當前，中國的安全戰略正在從區域陸權戰略向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相結合的兩棲戰略轉化。自中俄邊界劃定以后，中國基本擺脫了冷戰時期與蘇聯陳兵百萬的那種陸上安全壓力，并獲得了相對穩定的區域陸權優勢。在此基礎上，中國正在逐步通過實施“藍水戰略”提升遠洋海軍規模與西太平洋區域作戰能力。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上安全戰略也愈發從過去消極的“近海拒止防衛”向積極的“遠洋對等威懾”轉化。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更大的推責對象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在東亞地區，中美之間的二元結構使得中國執行區域海權戰略時幾乎找不到更令美國感興趣的其他責任承擔者——這一戰略的實施無疑會令中國面臨來自霸權國美國及其亞太聯盟體系持續的“戰略再平衡”。提爾皮茨的海權戰略被英國制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通過對英國“無畏艦”的研究而力主發展強火力打擊與防護能力的戰列艦，而非航程更遠的巡洋艦，同時更是通過對戰艦的改進，明顯地縮減了戰艦的燃料單元而將更多的空間用于增強火力和裝甲防衛能力。英德之間的距離很近，因此，提爾皮茨的海權戰略明顯構成了對英國在北海地區和本土的戰略壓力。而隨著中國大力發展遠洋航母，其遠洋作戰能力的提升也可能被美國理解成對其未來全球海上霸權的潛在威脅。

美國將中國在西太平洋區域海權的提升視為對其全球海上霸權“切香腸式的”侵蝕。為了更好地平抑中國區域海權的崛起，美國加速了從中東地區的戰略抽身，并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確保其能夠在未來30年內對中國的區域海權地位始終保持優勢。首先，美國在南海地區進行戰略威懾的頻度陡增。其軍機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抵近偵察從2009年的260余架次陡增到2014年的1200余架次，即平均每天都有3～4次的抵近偵察活動。這個數字超過了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抵近偵察的強度。其次，通過“戰略再平衡”沖抵中國區域海權增長的努力。美國在2013年確定了“兩個60%”的軍力部署目標，以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海權崛起，即在2020年以前將60%的海軍艦艇和海外60%的空軍力量調配至亞太地區。最后，美國在南海爭端中也出現了日益針對中國的表態，并明顯呈現出直接介入爭端和偏袒鼓勵盟友及其他爭議方的姿態。2015年，美國連續發布了《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戰略》和《亞太海上安全戰略》四個戰略性文件，其內容都明顯針對當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海權崛起，并聲稱要讓中國付出成本代價。

一支海軍要成長起來需要幾十年的漫長歲月，這也是很多人說海軍是一種“百年軍種”的原因。當我們羨慕美國崛起擁有無法比擬的優越地緣環境時，不應忘記，美國獲得區域海權——直至后來通過《四國海軍條約》和平地分享全球海上霸權——之前許多年就已經成為了遠超英國的全球經濟霸主了。美國的全面崛起首先仰賴于其長期深耕區域陸權，并實行海上安全搭車與推責，以至于在經濟規模問鼎世界霸權幾十年后才逐漸水到渠成地成為海權霸主。對于當今中國來講，奉行審慎、耐心與節制的區域陸權戰略——在沒有推責對象出現以前不去過早地觸碰海權霸主美國在東亞地區敏感的地緣政治神經——也許是防止自身陷入潛在的“威廉困境”的現實出路。對于海上存在領土爭議的周邊國家，如果我們愿意通過善意的讓步并達成“沒有阿爾薩斯和洛林式的和平”，對于降低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體系結構性壓力甚為有益，因為只有首先跳出因區域海權戰略引發的“威廉困境”，才能進一步探討如何避免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說中國實施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的代價可能會因美國及其亞太聯盟體系的“戰略再平衡”而陷入到潛在的“威廉困境”，那么中國實行對等威懾的區域海權戰略的潛在收益是什么？從最直接的角度講，中國能否在沒有推責對象的前提下，通過區域海權戰略獲得在西太平洋區域的海權優勢，或通過建立更適合遠洋作戰的航母戰斗群同美國建立起在亞太地區對等威懾的權力均衡呢？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的優勢是沒有領土訴求，而中國同周邊許多國家都存在著現實的陸地與海洋領土爭端。因此，面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碰撞，周邊國家可能會更傾向于參與到一個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聯盟。一旦中美之間開啟制衡與反制衡的敵意螺旋，不僅印度和日本可能會得益于中國成為推責對象而發展區域海權，同時，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其他周邊國家可能將積極參與美國對中國的制衡。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區域海權戰略可能被美國及其聯盟體系通過全球資源調配的“戰略再平衡”充分抵消。布魯斯·瓊斯(Bruce Jones)認為，當今的美國仍然是無法挑戰的全球霸主。美國目前仍然有近6000億美元的軍費預算，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盟友總共也能拿出4000億到5000億美元的預算，這就占到了全球軍費總量的三分之二。他的這種算法還沒有把那些傾向于跟美國合作而不是對抗的中立國家比如印度、越南等國計算進來。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即使在中美兩國GDP完全相等的條件下，也不會產生勢均力敵的資源動員能力。因為在GDP相等的國家中，人均產值較高的國家可以從民眾中征集更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資源，并將其轉化為軍事力量。因此，即便中美之間GDP完全相等，中國的資源征集能力仍然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老齡化問題以及大量的基礎性必要開銷將加大中美之間戰略資源轉化效率的差距。假設美國GDP增長率為2%，中國為6%，那么中國的人均GDP要到2056～2059年的某個時候才會超過美國。這種算法仍然排除了美國那些富裕的聯盟國家。因此，在美國將大西洋防衛逐步交付給北約盟友后，未來中國追求區域海權的努力可能會被美國及其亞太盟友日本、澳大利亞等持續的“戰略再平衡”所沖抵。

研究“威廉困境”的意義并不在于還原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戰略選擇與崛起成敗之間的內在聯系，而在于為今天的中國崛起提供可資借鑒的戰略經驗。研究大國崛起問題經常能體會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愚蠢的國家從自己的失敗中積累教訓，而聰明的國家則從他人的經歷中總結經驗。因此，中國有必要從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威廉困境”中吸取教訓以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大國崛起是一個水到渠成、實至名歸的過程。在我們不具備霸權國實力的前提下，過早地催熟崛起進程或“搖落霸權國花園中的果實”是極其危險的。尤其是在權力轉移令崛起國與守成國都異常敏感的時期內，中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更需審慎與耐心，以避免過早地同美國陷入因“威廉困境”而導致的“修昔底德陷阱”。（注釋略）

文/姜鵬 原載于《當代亞太》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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