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9日，剛離開大學進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任職的安納托利·切爾亞耶夫（Anatoly Chernyaev ）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如此寫道：“我待在家里讀了布熱津斯基的書：《兩個時代之間》（Between Two Ages ）……書中，他洞見一切，也知曉一切，內容深刻而又殘酷……唯有使用邏輯才能反駁他的分析與方法論。但若要真正有效地批駁他……我卻又沒有足夠依據，只有情緒性地去拒絕他的結論與預測。”

十三年后，這位曾經的莫斯科大學歷史學教授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外交顧問”——蘇共中央委員會外事部部長。再過了六年，切爾亞耶夫不得不無奈地目睹布熱津斯基當年書中的預言正成為現實：布熱津斯基在《兩個時代之間》一書中預言在電子信息化時代蘇聯的經濟模式將被淘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遲早都會倒向西方。不久后，這位蘇共末期難得的學術型官僚還會讀到布熱津斯基另一本近乎炫耀美國冷戰驕傲勝利的著作——《大棋局》。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知名國際關系學者。1928年3月28日，布熱津斯基出生于波蘭華沙，后移民美國。直到晚年，他濃重的波蘭口音仍清晰可辨。比起東歐味十足的大名，無論是卡特總統還是他的親友，更樂意親切地叫他茲比格（Zbig）。

與基辛格一樣，布熱津斯基被視為戰后美國最重要的國家政治戰略家之一。實際上，這兩位的人生軌跡和政治經歷也非常相似。兩位都是來自當年時局動蕩的歐洲舊大陸，無獨有偶地同在1938年遠赴美利堅尋找新生活。之后，他們都在哈佛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學位，又都學而優則仕，先后出任過國家安全顧問等要職。若比較兩人的歷史地位與成就，難免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在主流學界或媒體看來，無疑基辛格更引人注目，也更重要；又或是認為布熱津斯基雖對冷戰末期的世界局勢有過不少精準預測，但其政治影響力要遜于基辛格。

某種程度上，布熱津斯基確實一直生活在基辛格的陰影之下。長袖善舞的基辛格還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就是校園內的明星人物，甚至已經開始向中央情報局建言獻策。畢業后，他也很順利地在哈佛任教，身兼數個重大課題負責人，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學科帶頭人”。與之相較，性格耿直的布熱津斯基雖在哈佛取得學位，但卻未能獲得終身教職，最終只得去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另謀出路。至于兩人先后從政的經歷也有類似的“巧合”。

其實，布熱津斯基本有機會更早地施展其國家政治領域的才華。在美國總統選舉史上，1968年大選可算是競爭最激烈的一次。喊著“法律與秩序”口號的尼克松以極為微弱的優勢戰勝了林登·約翰遜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前者的得票率為以百分之四十三點四，后者則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七。若不是時任阿拉巴馬州長喬治·華萊士退出民主黨以獨立候選人參選而分走了漢弗萊大量選票，鹿死誰手恐怕真的很難說。當時，站在尼克松背后的外交高參是基辛格，而漢弗萊背后的就是布熱津斯基。

入駐白宮兩月后，布熱津斯基在這份報告第一次系統提出卡特政府外交政策核心：以所謂“人權”、“自由”等理念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面瓦解蘇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合法性。（資料來源：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蘇軍入侵阿富汗后，布熱津斯基寫給卡特總統的備忘錄，提出對蘇強硬態度。（資料來源：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雖然布熱津斯基與基辛格都是名副其實的實用主義外交家，但兩人在性情上幾乎截然相反。后者以“狡猾世故”聞名，前者則毫不掩飾自己的強硬與好惡。或許因為波蘭裔的關系，布熱津斯基對蘇聯的反感近乎本能并且毫不掩飾。在處理對蘇關系上，他并不認同基辛格篤信的“權力平衡理論”，主張全面對蘇強硬并通過各種手段促使蘇聯陣營內部的分裂瓦解。例如他積極主張利用“人權”等意識形態手段來攻擊蘇聯的政治合法性。阿富汗戰爭爆發后，他又說服卡特帶領西方國家集體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并支持阿富汗境內的“圣戰者”抵抗勢力。當然，除了直接對抗蘇聯外，布熱津斯基值得稱道的外交功績還有很多，例如：宣布與臺灣當局斷交，轉而與新中國正式建交；促成埃及與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定》；向巴拿馬移交運河主權等等。但這些領域外交工作的政策起點與最終目標，依舊是遏制與打壓蘇聯在世界各地的勢力擴張。之后，里根政府咄咄逼人的“新自由主義”外交攻勢也只是在布熱津斯基的政策基礎上進一步發揚光大罷了。

Andrzej Lubowski, Zbig：The Man Who Cracked the Kremlini, Open Road Distribution, 2013.

然而，伴隨著“伊朗人質事件”的爆發以及國內經濟的持續不景氣，卡特政府的聲望一路走低，而布熱津斯基的外交“成績”也很快被人所淡忘。2013年，布熱津斯基的“老鄉”波蘭記者安杰伊·盧博夫斯基（Andrzej Lubowski）出版了一本他的新傳記，取名為《茲比格：砸裂克里姆林宮的人》，試圖讓世人重新認識布熱津斯基在冷戰末期所發揮過的重要作用。又如《外交政策》雜志前主編戴維·羅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所評價的那樣：“卡特和布熱津斯基不僅預計到了蘇聯的沒落，而且還幫助加速了這個過程。”

布熱津斯基的蘇聯同行切爾亞耶夫一定很同意盧博夫斯基與羅特科普夫的見解。畢竟在1972年春天的午后，他就已經領教到了布熱津斯基那聳人聽聞卻又難以反駁的“可怕預言”。

2017年3月12日，九十五歲高齡的切爾亞耶夫因病逝世。

2017年5月26日，布熱津斯基去世，享年八十九歲。

文/沙青青 來源：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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