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日軍事結盟及其被泄密

皖系軍閥與日本政府進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當時報紙稱之為“中日新交涉”，以別于1915年的二十一條交涉），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過中日“同盟”的方式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國的勢力范圍，而皖系則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軍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

拉攏皖系軍閥，日本蓄謀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干將靳云鵬、曲同豐前往日本參觀日本陸軍大演習時，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西原龜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游說，提議中日“有必要加強日中軍事合作，以防止德國勢力東侵”。 1918年2月1日，田中義一致電坂西利八郎，指示坂西與段祺瑞接洽軍事同盟事項。 次日，坂西回電報告，他已經和參戰督辦段祺瑞及陸軍總長段芝貴“尋求某種機會以個人名義向章公使極力陳述軍事協同的必要性，并讓他（章）向大總統馮國璋報告。這正是不拘泥于形式的做法”，但是，“敝人已與段祺瑞、段芝貴等人已經擬定大體計劃”。 2月5日，田中義一向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中日兩國應迅速謀取“軍事上的共同行動，防止德國勢力東漸，維持東亞和平”。 2月14日國務會議上，外交總長陸征祥陳述了俄國遠東局勢以及德奧勢力東漸的情況，說明此際中國方面為了自衛，需加強邊境的警備，尤其是東三省的警備要更加完善。陸征祥認為“中日協同合作”是必要的，全體閣員沒有什么異議。王士珍總理決定與馮國璋總統熟商“中日軍事結盟問題”。 2月16日，國務會議繼續對西伯利亞防衛及中日結盟問題進行討論，仍沒有達成具體意見。隨后，陸征祥等人親自訪問段祺瑞，征詢段的意見。段說：“此問題很緊急，不容耽誤。此問題是外交總長專管事項，因此你（陸征祥）應作為主要責任人，促成中日達成軍事協定”。

隨后，坂西利八郎、青木宣純等日本顧問分別向馮國璋、王士珍疏通。2月19日，青木宣純拜訪馮國璋，探詢馮氏對于中日軍事結盟的意見，馮表示“他從內心非常贊成，特別是在今日中國國內混亂之際，一旦與外國發生沖突時，中國能夠依賴的唯有日本”。 2月22日，馮國璋對坂西說，“參戰督辦決不僅僅是為了出兵法國而設立的，是為了參戰而發生國際性軍事事件而設立的。至于中日應否結盟，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段祺瑞參戰督辦一個人的事情”，據此，坂西認為“現在，從表面上看，馮段兩派相互傾軋，日甚一日，幾近破裂”。 日方和段派不斷地向馮國璋施加壓力。馮氏無可奈何，但他提出一條反建議，即把中日軍事合作限制在中國國境之外，以搪塞日本的催逼。2月22日，北京政府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指出：“今日館迭派員探詢對于俄邊境緊急情形，中國是否愿與日提攜，共同干涉；青木中將并謁見主座。經面告以華境內事，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

馮國璋

由于馮國璋及王士珍的拖延，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進展緩慢。在此期間，中國北方政局發生變化。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之后，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進入新階段。此前一日，經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參謀總長蔭昌等人將精心準備的《預籌中日聯合出兵防俄條擬》呈報大總統馮國璋，以“俄國內亂，影響東亞，德、奧俘虜，又復東侵”為由，提議中國“與日本聯合出兵共同防俄”。 3月25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條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敵要求：“中國政府鑒于目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信為貴我兩國之必要。茲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特行貴國政府提議，本使深為榮幸。”有關具體條件，由中日雙方指定的軍事委員討論議定。換文后，日本即通過坂西將日方擬定的草案交給靳云鵬，雙方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修正。

然而，就在中日軍事協定談判剛剛展開之際，其內幕就被泄露出去，直接導致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反對中日軍事結盟的抗議運動。根據日方要求，談判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在交涉過程中，其內幕仍不時為中外報刊所揭露。3月22日，京津《泰晤士報》以《日本對華勸告》為題，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敵換文的內容。 3月26日，上海《大陸報》也發布類似報道。 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鐘報》刊文呼吁國人注意日本“對我之重要新交涉”。 4月23日，上海37個商民團體以及全國商會聯合會紛紛通電，表示反對。

此項談判內容的泄密，顯然是有人故意為之。中日軍事協定談判是在馮、段之爭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認為總統馮國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禍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簽署《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5月19日又簽訂《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在段派看來，中日軍事協定的簽署，也有萬不得已的隱衷。5月17日，徐樹錚密電段祺瑞，指出：“今與東邦幸締此約，為嘉為怨，即難斷言，而關聯較深，則無疑義。盼其嘉，則必極意經營以希惠助。慮其怨，亦必小心翼翼以遏怒鋒。”

5月19日，北京《大中華日報》頭版刊登陸軍軍事協定全文，除文字稍加改動外，與原協定文本雷同，次日北京《中華新報》、《國是報》、《國民公報》等報刊紛紛轉載。5月20日，中日陸軍軍事協定交涉中方委員長靳云鵬向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透露，“此系總統府所為，無法追究”。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致電外務大臣后藤新平，告知“中方陸軍軍事協商委員會中有總統府馮國璋的代表”，判斷馮國璋在陸軍軍事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可能是《陸軍軍事協定》被泄露的渠道。

此時，在華英美報紙也參與進來，敦促段祺瑞政府早日公布中日軍事交涉內容。５月６日，上海美國僑民的喉舌《大陸報》評論說：“大眾對于中日新交涉之疑團，政府今始覺悟，然無悔禍之心。昨日閣議討論應否公布全案，結果全體主張目前政府不應信任公眾。而各方面之電信迭來詢問政府交涉之內容與手續。” 5月11日，《大陸報》又批評說：“京中輿論對于此事實不甘心，磋商詳情，外間茫然。所知者，有一種概況之合同，內容必與一九一五年第五款相同。” 5月22日，上海英國人的《字林西報》發表社論，指出，“華人對于中日所有磋商每信其將不利于中國，然而今次磋商之情節，實亦發生同樣之惡感想。其故有三：磋商之開始有軍人而不經外交部；出兵西比利亞，無論如何必要，而磋商之嚴密不泄，實令人不得不疑也；二十一條要求之往事，人猶憶之”。

中日軍事協定交涉被泄露，不過是馮、段之爭的一個征兆。作為主和派，馮國璋當然反對段祺瑞與日本實現軍事結盟。但是，馮國璋并不希望與段祺瑞徹底決裂。所以，馮氏對于外界反對中日軍事交涉的聲音，采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防止與段派的矛盾激化。當時，社會各界紛紛致電總統馮國璋，要求宣布中日交涉內幕。5月25日，社會名流張謇由南通致電馮國璋、段祺瑞，“請宣布外交，以釋群疑”。 馮國璋在給張謇的回電中，說：“共同出兵條件互有利益，謠傳殊不足信，稍緩自當宣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段祺瑞內閣決定，“新外交案決不宣布”。 在這種情況下，馮段之間的分歧逐漸大白于天下。

自1917年下半年護法戰爭興起后，北方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已經滋生，遂有直皖分派之說。當時，徐樹錚為顧全北洋系大局，曾向段祺瑞“詳陳數次”，勸其與馮派謀和。 此次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發生，馮段分歧再次彰顯，徐樹錚又致電段祺瑞，力主與馮妥協。5月23日，徐樹錚致電段祺瑞，詳陳直皖分裂之利害關系：“直人布置直派，是直之自殺直人。若皖人布置皖派，以為抵直之計，是皖之自殺皖人。直人果自成派，是自外于國家也。為總理計者，能消而弭之，誠屬至善。”徐樹錚這封電報，勸服了段祺瑞。5月31日，段祺瑞親自到總統府，謁見馮國璋，“面陳新交涉經過情形”。 段此舉意在向馮妥協，馮氏乃“始復原狀”，重新開始辦理公事。

馮國璋既反對段祺瑞，又害怕與段派決裂。馮氏這種微妙心理，已經為敏感的媒體覺察。5月26日，上海《時報》報道了馮段之爭的分歧所在，指出：“某派方疑大樹（指馮國璋）暗中運動和平，并利用外交二次倒木（指段祺瑞），自不能不表此態度，以避嫌疑。大樹曰總理做主，又說千萬為我留一面子，詞義大可玩味也。” 在中日軍事交涉期間，馮國璋故意采取消極的回避態度，表示反對之意，而段祺瑞也有意不理睬馮氏。6月2日，《時報》報道說，段祺瑞“不入公府，將近一個月”。 6月4日，《時報》又報道：“馮國璋前數日不看公事，秘書長代辦。”

從3月至5月底，是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關鍵階段，這期間府院兩方處于僵持狀態。在此關頭，中國興起了反對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運動（簡稱反日運動）。段祺瑞的親日政策，令有識之士深表憂慮。如北洋軍人徐永昌所言，“段的‘新外交’對于練兵則曰互相聘用人員，訓練雙方軍隊；如兵工廠，則曰彼此派員管理；如軍械軍費則曰互相接濟，直不如說代練兵，代管兵工廠之為間捷了當耳！此與日韓合并之說，同一調門。”徐永昌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他所擔心的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將使中國淪落為日本的附庸國，這也正是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反日運動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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