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歷史回眸
——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在上海圖書館的演講
絲綢之路的概念
談到“絲綢之路”，我們首先應該了解它的歷史事實，同時需要了解古代產生這么一條“絲綢之路”的原因，這與當時的歷史條件關系密切。馬克思歷史唯物論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種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學活動，它的基礎都是當時人們的吃喝住穿，即物質條件，特別是在人們的生產水平很低、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任何活動都受到當時地理環境的嚴重制約。所以，我們必須了解當時的地理環境，不僅是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還要了解當時的人文地理環境。
我們現在講的“絲綢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線，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這個概念的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中亞、中國西部一帶進行地理考察，持續3年多時間，考察過程中也參考了中國的歷史記載。回去以后，他在德國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公元2世紀，存在著一條從洛陽、長安到中亞撒馬爾罕（今為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第二大城市）的商道，這條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絲綢，這是一條從中國輸出絲綢到中亞、西亞，最終到達歐洲的道路。因為這條路上主要運送的物流是絲綢，影響最大的也是絲綢，所以他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因此，中國的《二十四史》《四庫全書》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關中國的書上，是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說法的。
多國人民共同開辟絲路
我們有很多證據證明，這條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婦好墓中發現了一些玉器，經鑒定是和田玉、昆侖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說明商朝就有這條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運到今天的河南，沒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歷史上不僅有來自中原對它的影響，也有來自西方的影響。比如在新疆發現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種人，有的肯定是來自歐洲的，這也是一個交流。所以，季羨林先生曾經講過，中亞這個地方處在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節點上。無論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還是他們自己開辟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經存在。
李希霍芬談到的“公元2世紀”，就是指西漢的張騫通西域。但是張騫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物資的交流，為了輸出中國的絲綢，或是為了對外貿易，而是出于政治和軍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對漢朝曾經造成巨大的威脅。西漢開國的時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脅到西漢的首都長安。隨著漢朝實力的恢復，特別是到了漢武帝時候，漢朝終于有能力對匈奴發動全面反擊。但是，匈奴以騎兵為主，機動性強，漢朝需要防守從遼東到黃河西面的漫長邊境，往往顧此失彼。所以，漢武帝想要徹底消滅匈奴的有生力量。他獲得情報，原來在祁連山的兩個民族，其中一個叫月氏，在匈奴的壓迫下西遷到今天的阿富汗這一帶，稱為大夏。由于大夏與匈奴是世仇，漢武帝就想聯絡大夏，讓大夏從西面進攻匈奴，漢朝在東面，兩路夾擊來打敗匈奴。漢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漢朝出使西域，張騫應募。一離開漢朝的控制區，張騫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張騫始終沒有忘記他的使命。一有機會逃脫，他不是逃回他的家鄉，逃回漢朝，而是繼續他的使命，朝著大夏方向行進。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軍事使命都沒有完成。因為大夏國王過得很舒服，比他在祁連山那里地方要大，國力要強，不愿意再與匈奴作戰了，所以史記里面描述張騫的使命“不得要領”，后來形成了“不得要領”這個成語。張騫“不得要領”，就回來了，回來路上又被匈奴扣留。這次他很快逃脫，回到了漢朝。盡管他沒有完成漢武帝給他的使命，但是他的親身經歷以及見聞，又引起漢武帝巨大的興趣。那時，軍事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漢朝已經擊敗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門已經打開，河西走廊已在漢朝的控制之下。從長安出發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張騫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蕩蕩幾百人，帶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個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國。到了西域后，他分別讓副使到各個國家去，并攜帶了大量的禮品。漢武帝認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統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國到中原來，就需要帶很多禮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絲綢。隨著張騫和副使們的出使，使大批中亞國家和當地的民族都體會到絲綢的美麗，又通過商人擴大了絲綢對中亞、西亞的貿易。所以，李希霍芬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
絲路建設要考慮外界因素
今天我們建設“一帶一路”，要考慮外界因素。比如我們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交往，他們是不是有與我們相同的積極性、愿望和利益，值得考慮。不要以為，因為歷史上有“絲綢之路”，我們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這樣一條路來，或者我們就完全可能建成“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樣去看歷史，就可能產生誤讀。考慮怎樣使對方能夠積極響應，并且有持續的動力，對此要有相應的對策。
比如說，前幾年我們與哈薩克斯坦聯合簽了協議，建立中哈邊貿城。我們這邊都建好了，那邊基本還沒有動。為什么？我們從喀什到邊境，到了我們界碑的地方已經海拔3400米高了，一過界碑，中間還要翻過幾座山口，過去100多公里都是無人區，全是高山峻嶺。那讓我們怎么進行邊境貿易呢？另外，他們可以進行貿易的貨品較少。2003年，我看到，開過去的貨車都裝得滿滿當當，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家電，甚至還包括家具。但是，從那邊回來的車上沒有什么貨物。即使是哈薩克斯坦盛產棉花，他也會按照市場規律，誰出價高賣給誰，不一定就全賣給中國。所以，要激發人家的積極性，就應出臺相應的措施。
我國是絲路暢通的保障 歷史上絲路通少斷多
歷史上絲綢之路并不是始終暢通，甚至中斷的時間比暢通的時間長。對于中亞來說，什么時候中原政權能夠牢牢地控制中亞，這條路的暢通才有保證。否則的話，它往往只能成為區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條貫通東西的大道。根據史料的記載，公元前60年，西漢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亞這一帶大概2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新疆歸屬于中國的第一個標志。但我們還要注意到，盡管西漢擁有了這個地方的主權，但是并沒有像在內地一樣，建立郡、縣等常規性的行政管轄制度。原因是從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線太長，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漢朝派個官員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護府常設地），路途遙遠，而且當時沒有任何信息傳播的手段，等到大事報回來，可能事情早就過去了。所以，西漢只能實行一種監護式的統治。那么大地方，漢朝在那里只派幾千個士兵和一批官員。
新疆特殊的地理條件，沒有辦法實行像內地那樣層級很明顯的行政管理。當時西域有36國，后來有50～60國。為什么會分那么多國？因為很多地方都是一個個完全不相聯系的綠洲。綠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幾萬人，小的只有一兩百人。西域最大的國“烏孫”有30萬人口，最小的國只有100多人。各國之間的距離非常遠，中間全是無人區。只能采取這樣一種很松散的統治方式。這種統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國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員無能，維護西域穩定的局面就難以為繼。西漢末年，王莽篡漢，西域都護府撤銷。東漢建立后，平定了內部割據勢力，穩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護府，但更換了名字。東漢兩百年內，西域都護府或西域長史府三通三絕，東漢之后，也是斷斷續續。
如果漢朝能夠控制住西域，那么這條路線是暢通。比如說北魏，統一了北方后，又從平城遷都洛陽，一直控制著西域，所以外貿很發達，來自大秦國的商人可以帶著大批貨物到這里來。但是，如果戰亂重起，那么不僅洛陽衰弱，這條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亞。當時唐朝在中亞這一帶有一個行政軍事中心，就是碎葉城。這是唐朝當時在西域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相當于現在大軍區的一個司令部常設點。唐朝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的軍隊東撤去對付安祿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虛。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擴張，占了今天新疆這一帶，連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來，原來在蒙古高原的回鶻人西遷，遷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回鶻人與當地民族結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維吾爾族。而吐蕃人又從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區。以后阿拉伯東擴，把伊斯蘭教傳到新疆。這種情況下早就不存在從內地長安到中亞的絲綢之路了。
海運承載了主要貿易
到了九世紀，阿拉伯人通過海上，一直繞到廣州、泉州、寧波、揚州。通過海上，運費便宜，且以前陸路只有絲綢值得長途販運，到了海上開通，盡管我們還是用絲綢之路的名稱，但實際上已經不是以絲綢為主了。中國的陶瓷產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運輸的不但有絲綢，還有其他商品，例如，較粗的紡織品、工藝品、陶瓷、茶葉等。到了唐朝，陸上的絲綢之路其實已經沒有什么價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產生了一個西夏，西面過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經比較發達，陸上還有什么必要過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嶺淮河。元朝時，交通比較發達，除了海上以外，陸上也通，畢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統治下。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馬可·波羅外，還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等，都有記錄留下來。從他們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進來的路線都是不同的。哪個地方方便，就從哪里進來，有的海上，有的陸上。這說明當時的人際交流以及當時的物資交流都很發達。元朝時已經多元了，不是傳統意義的絲綢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關，西面是吐魯番和其他一些政權，出嘉峪關都要得到批準，一般商人根本無法出去，那時更多的是一種西部地區之間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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