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蘭與媒介
“伊斯蘭即信息！”“媒介即信息！”現代伊斯蘭主義者的呼喊與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是如此高度的一致。在新千禧年，麥克盧漢1964年的經典作品《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備受關注。宗教社會學家洛恩·道森（Lorne L. Dawson）對此評價道：“媒體是信息傳遞的渠道，它不是中立、客觀的。它通過塑造信息，左右我們的世界觀，影響我們的自我概念，改變我們對他者的認識，進而決定我們對事實的認知。因此，當媒體前冠以“伊斯蘭”和“穆斯林”這樣的修飾語時，除了伊斯蘭研究外，新添的宗教因素還將對伊斯蘭教信眾（穆斯林及其社群）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這種觀察視角就已出現。戴爾·埃克爾曼（Dale F. Eickelman）和喬恩·安德森（Jon W. Anderson）指出：“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開始運用標準的伊斯蘭語言來闡釋自己的目標”。這種現象的擴張與新信息通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緊密相關，因此，我們開始注意二者的關聯，以此作為研究伊斯蘭和穆斯林的新途徑。信息通訊技術（ICT），現存多種定義，其中不乏從專業視角做出的解釋，但我們只需一個寬泛的理解，它包括一切涉及信息接入、傳輸、存儲和操縱各環節的通訊設備和應用程序。與書籍、報紙等傳統媒介不同，新的信息通訊技術具有高度數字化的特性，并融合了大數據、電子化和大眾傳播的特點，并拓展到了各種各樣的社交媒體，而不再局限于電視傳媒（站）或電影（工業）。
毫無疑問，公眾對伊斯蘭興趣和關注的增強，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伊斯蘭復興主義全面崛起的關鍵。因此，眾多的觀察家和分析人士認為一個全新的伊斯蘭公共領域已經出現，并在全球化的語境下，被伊斯蘭衛星電視頻道和阿拉伯穆斯林電視臺所強化，像半島和阿拉比亞等電視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一個更親密、更私人的公共領域，它有哈貝馬斯所強調的溝通和商討意識，并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社交媒體和通信設備（短信，聊天室，博客，Facebook和Twitter等）進行私密交流。因此，埃克爾曼和安德森的觀點不是針對伊斯蘭社群的特殊分析，而是一種對常態的觀察和描述，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宗教復興”，也是哈貝馬斯所說的后世俗社會的興起。
宗教和媒體（以及它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引起了人們緊密的關注，但宗教和媒體并未融合，更談不上構建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領域，是它們彼此的聯系，成為了當下公眾廣泛關注的重點。這也是學術研究追蹤的最新動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神學相關的學術項目和出版作品都對這一問題表示了極大的興趣。戈登·林奇（Gordon Lynch）曾說，“公眾的宗教意識是由媒體構建的，媒介的形式、傳播的內容決定了當下的宗教話題，決定了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爭論。”如今，新數字媒介已經迅速崛起，它在身份認同、社群構建、社會政治談判和文化形態等方面產生的重要影響，并幫助媒體將當下公眾的注意力聚焦于兩點：一是政客們在穆斯林移民問題上的辯論，二是民眾對安全利益（恐怖主義和“穆斯林的思想戰爭”）的擔憂和需求。
二、句號？逗號！
至今，互聯網的發展已有超過20年的歷史，我們在“新的信息通訊技術”前冠以形容詞“新”，并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實際上它是一種積累、一種革新。它不斷地向曾經的新技術添加新元素，如寫作、郵政系統、印刷（從木版印刷到旋轉出版）、基于電子的傳媒（如電報、電話、留聲機、收音機、傳真機、攝影和電影）。如今，信息通訊技術已經涵蓋并利用了各種各樣的技術和平臺，例如電腦、智能手機、互聯網、移動電話、CD-ROM、DVD、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著名的維基（如今在網上已經出現了各種形式的伊斯蘭-維基），以及像YouTube一樣的媒體網站和Facebook、Twitter等其他Web 2.0的社交媒體，所有這些都正以多種方式在擴張、融合、重組，并迅速地發生著變化。約蘭·拉松（G?ran Larsson）在自己最新一本名為《歷史和當代的爭論》的書中追溯并反映了這種歷史維度。
因此，在我們認識媒體和宗教時，積累和整合應成為關鍵詞。斯圖爾特·胡佛（Stewart M. Hoover），最早研究宗教與媒體的學者，總結說：“我們不再限制自己以宗教來影響媒體，同樣，也不再限制自己用媒體對宗教進行影響。這兩者都正在發生，而且現實也表明它們正在相互作用，理解媒體和宗教的新方式正在公眾和信徒的生活中出現。”毫無疑問，現在研究宗教和媒體的學者，都必須嚴肅認真地思考宗教和媒體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信息技術和人類之間的互動。我們可以將有關新信息通訊技術的哲學性和理論性研究劃歸為兩個宏大的研究軌跡，一種將它視為“逗號”，是對現代（甚至前現代）技術的延續和傳承；另一種則認為它是“句號”，終結了以往的認知系統和社會構建，具有分水嶺和劃時代的意義。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支持第一種觀點，他們認為，世界在深層認識和系統結構上是不變的，因此所有其他的元素都具有同等的效應。新信息通訊技術的崛起及影響，應當在一種更廣闊的框架下，從社會發展模式的視角進行解讀，將其視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可能會帶來認識論和結構性的新元素，但這些元素的作用是積累性的，不能被當作革命性的臨界點。至于那些持后一種觀點的理論家，常被稱為后現代主義者，他們認為新的信息通訊技術是劃分了真實與虛擬的臨界點，它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巧妙的、無政府主義的、反烏托邦的、超現實的、多自我和半機器式的“規則”，并運用這種“規則”開創了一個無所不及的宇宙，一個網絡空間和一種互聯網模式（覆蓋了所謂的古滕貝格范式）。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保羅·維瑞利奧（Paul Virilio）和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這些法國后現代主義哲學家，一直以來，他們都喜歡推出和發展有關網絡空間的激進理論，認為新信息通訊技術的所有特征都超越了現代性的普通標志。鮑德里亞做了大量的研究，討論新信息通訊技術在中東地區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在一篇分析第一次海灣戰爭（1990-1991年）的文章中，他認為在美軍和新聞報道的夾縫中，伊拉克戰爭被不斷的剪裁編輯，事實上早已不再是真正的戰爭了。但鮑德里亞的說法似乎不太有說服力，像半島電視臺這樣的阿拉伯媒體已經大量出現，并在全球范圍內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這對他的觀點形成了有力的質疑。此外，在最近中東發生的革命中，社交媒體在組織、動員和宣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民眾形成一股力量，開始向對當權者表達異議和不滿（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這是一個明確的例證，有力地反駁了那些偏見，認為“中東是一個被動的、沉默的、受害人無法捍衛自己權益的地區”。阿拉伯之春后，對學術研究來說，在中東北非地區反抗政權過程中，新媒體發揮的作用仍然是一個有著廣闊研究前景的領域，我們需要更多的實證數據，更深入的分析來認識和理解這一問題。總的來說，直到今天，在分析伊斯蘭和新信息通訊技術的關聯上，后現代主義思想發揮的影響和作用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