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烏克蘭危機的“蝴蝶效應”之下，俄美關系開始急速惡化。一方面，這表現為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和外交指責，以及俄羅斯強硬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美國借烏克蘭危機，試圖將俄羅斯這個“敵人”樹立為歐洲國家的標靶。本文作者指出，在上述背景下，由于中國受制于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加之中俄兩國的社會與政治生態皆遭到美國的抹黑和妖魔化，這為兩國保持和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奠定了基礎，也只有如此，中俄方能在當今世界錯綜復雜的大國關系中，以更平等的姿態去爭取利益和尊嚴。

2014年初至今，烏克蘭——這個原本談不上多起眼的國家——成為了全球討論焦點。2014年2月，烏克蘭人通過街頭顏色革命推翻了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隨后，劇情迅速展開并推向高潮：先是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介入下，克里米亞公投宣布獨立并加入俄聯邦，烏克蘭東部武裝進而開始謀求以脫烏為目標的分離運動，以致烏克蘭內戰爆發。至今，這個國家的一切似乎都在失控，不止東部陷入間歇性戰亂狀態，而且在大國的相互爭奪中喪失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和炮灰。盡管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烏克蘭自身何去何從，但發生在它身上的角逐卻客觀上牽動了冷戰后國際形勢的新一輪調整。烏克蘭危機的“蝴蝶效應”正助推著一場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長期較量與消耗，影響著大國間關系的重組。

烏克蘭危機背后的俄羅斯與西方世界

烏克蘭沖突的背后，不僅涉及基輔與東部地區的關系，也不只是俄烏矛盾的升級，更是俄美之間的較量。烏克蘭內戰不僅源于“二月革命”后上臺的親西方政府“選邊站”政策所導致的內部分裂，還是一場俄美代理人之爭。有證據表明俄美兩國都較深地介入到自“二月革命”以來的烏克蘭沖突。美國是“二月革命”的參與策劃者和內亂中基輔政權的外部支持力量；而克里米亞公投和烏東武裝的分離運動，背后都有俄羅斯的影響。俄羅斯為烏東民兵組織提供了武器裝備，普京也承認俄軍“志愿軍”進入烏東地區作戰。美國和北約已為烏克蘭政府軍提供不少武器裝備，北約“雇傭軍”也出現在烏克蘭政府軍部隊中。美國一邊訓練烏克蘭政府軍，另一邊計劃向烏克蘭派遣至少300名軍人。俄美在烏克蘭的沖突已逐漸從幕后走向臺前。不久前，奧巴馬承認美國對烏克蘭“二月革命”政權更迭存在政治介入，并正在考慮公開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性武器；而普京在最新的訪談中也承認克里米亞入俄是俄羅斯政府背后組織策劃。

烏克蘭問題是俄羅斯與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長期矛盾的引爆點，其危機背后是后冷戰時期美俄的歷史糾葛。脫離這一背景，我們很難深入理解烏克蘭沖突的角力點。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最初的十幾年中，熱切地希望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盡管葉利欽推行的全盤西化政策讓俄羅斯度過了不堪回首的十年慘淡光景，但普京前兩任期仍未放棄與西方建立親密關系的努力。在普京與小布什政府的蜜月期中，俄羅斯強力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略，將大量外交資源放在加強與西方的關系上。在一次北約演講中，他坦誠地表達了俄羅斯的想法：“我們從與世界的對抗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俄羅斯正在重返文明國家的大家庭。她最需要的莫過于自己的意見被傾聽，自己的國家利益受到尊重。”

然而，一個外交和軍事具有完全自助能力的俄羅斯始終是美國的擔憂，對其勢力范圍輻射至周邊獨聯體國家，并成為主導力量，美國則更不能容忍，即便這并不會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國戰略界對冷戰的記憶及由此產生的對俄國的敵意與防范，使美國錯過了將俄羅斯納入到西方國際體系的機會。于是我們看到，美國不顧華約解散時對俄私下做出的“北約不東擴”承諾，一步步蠶食原蘇聯的空間和勢力范圍。東歐、波羅的海三國先后被納入歐盟和北約。小布什政府宣布單邊退出美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進而在波蘭和捷克建立了覆蓋俄羅斯全境的反導和雷達監測系統，破壞了兩國之間的戰略核平衡。與此同時，令俄羅斯更不能容忍的是，美國試圖通過政治滲透和顏色革命的方式控制獨聯體國家的政權。2003年，美國扶持親西方的薩卡什維利通過“玫瑰革命”上臺；2004~2005年在烏克蘭如法炮制，助推了“橙色革命”支持尤先科主政。正處于實力恢復期的俄羅斯對美國上述進攻性戰略，更多采取了忍耐態度或溫和而富有節制的抗議與反制。但在普京政府和多數俄羅斯人看來，美國的行為完全漠視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和作為地區大國對其周邊的合理訴求，不斷得寸進尺地擠壓和削弱俄羅斯生存和發展的戰略空間。在這次烏克蘭沖突爆發前，俄美關系的戰略信任的基礎早已在這些年的消磨中滿目蒼夷。

烏克蘭事件成為俄美關系急速惡化的導火索，使俄羅斯對美國在周邊的攻勢由溫和抵制變為強硬反擊，因為美國在兩個維度上挑戰了普京政府的戰略底線。首先，俄羅斯不能坐視西方控制其周邊的戰略緩沖地帶的政局，使北約東擴到獨聯體國家威脅其邊境安全成為可能，尤其不能給美國任何機會將烏克蘭打造為遏制俄羅斯的軍事橋頭堡。盡管“二月革命”的表面起因是亞努科維奇阻礙了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步伐，歐盟和北約不能簡單混同，且烏克蘭有不結盟的國內立法，但俄美戰略信任的缺失和此前東歐和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尚未成功的格魯吉亞）被納入西方體系的歷史經驗，俄羅斯對烏克蘭被納入北約的安全焦慮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烏克蘭政府一旦全面倒向西方成為美國的“傀儡”，便再難以獨立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其次，在普京政府看來，美國通過助推顏色革命，急切地要將烏克蘭納進歐盟，是為破壞俄羅斯主導的“歐亞聯盟”。“歐亞聯盟”是普京第三任期的重要承諾，希望借此實現獨聯體國家的市場一體化和資源整合，重塑俄羅斯的地區大國地位，而擁有4500萬人口和良好制造業基礎的烏克蘭是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美國和西方將“歐亞聯盟”計劃視為俄羅斯重新構造蘇俄帝國野心的體現，美國的全球霸權不能容納俄羅斯不肯放棄的地區大國夢想。這也是美俄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西方世界將俄羅斯軍事介入烏克蘭描述為侵略性擴張，但在俄羅斯看來，這是國家面臨安全威脅和作為地區大國在其戰略緩沖區被抵近侵入時的防御性絕地反擊。普京政府用狠決的反制措施回應了西方經濟制裁、制定了新的軍事準則重新界定國家安全威脅、宣布停止執行《歐洲常規力量條約》，甚至拋出了“俄羅斯是核大國”的威懾，這無一不在展示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戰略意志。在克里米亞和烏東問題上，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站在普京一邊，認為其選擇維護了國家核心的安全和利益，愿與政府共渡西方制裁的難關。在民族情感強烈的俄羅斯人看來，美國對烏克蘭的干預、對俄烏關系的離間以及對削弱俄羅斯的惡意是不可原諒的。根據最新民調結果，普京在俄羅斯國內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88%，而美國成為俄羅斯人心中的頭號敵國，這充分顯示了普京政府戰略決心的社會基礎。普京政府和俄羅斯社會似乎做好了應對或者說忍耐西方長期制裁的心理準備。從美國的角度，它不希望烏克蘭危機順利緩和，更不愿依照對俄羅斯有利的政治安排解決。美國需要用烏克蘭這顆棋牽制俄羅斯，制造并推動俄歐之間的矛盾，利用歐洲削弱俄羅斯的實力，令俄歐互相對立和消耗。烏克蘭沖突令北約與俄羅斯的關系從冷戰后的合作變為對抗。在2014年9月4日的北約峰會上，俄羅斯自冷戰結束以來，首次被明確認定為北約的“對手”；俄羅斯隨后修改軍事準則，將北約和美國列為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克里米亞事件和烏克蘭危機使俄美之間本已十分脆弱的戰略互信進一步崩潰，這種狀況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實質變化。

烏克蘭沖突同時引發了俄歐和美歐關系的微妙變化。從美國成功以馬航MH17事件為契機迫使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對俄羅斯進行嚴厲制裁可以看出，在大國關系上，歐洲沒有能力改變或影響美國的決策，美國依然保持著令其西方盟友“選邊站”的能力。普京多年來一直將歐洲作為其外交重中之重，特別在普京–施羅德–希拉克三駕馬車年代與德國和法國建立了國際事務中的默契合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小布什的全球單邊霸權政策。這種良好的互動一直延續到與德法現任領導人默克爾和奧朗德的私人關系上。但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軍事缺乏自主能力和以大西洋聯盟大局為戰略首位的歐盟選擇了配合美國利益的對俄政策，盡管這其中存有無奈和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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